委員會以統一各蘇區的軍事指揮。1931年1月蘇區中央局成立，項英任代理書記兼軍委主席，主持中央局的日常工作，朱德、毛澤東任軍委副主席，並分兼紅軍總司令和軍委總政治部主任。4月，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後的中央派代表團改組了蘇區中央局和中央軍委，由毛澤東任代理書記和軍委主席，項英住中央局委員和軍委副主席。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工農兵代表大會在瑞金召開，選舉毛澤東為臨時中央政府主席，項英任副主席兼勞動人民委員及代理財政委員。1933年1月，博古等臨時中央領導成員先後到瑞金與蘇區中央局合併。同年5月，中央軍委發出通令，增加項英為軍委委員，並決定在中央軍委主席朱德到前方指揮作戰時，由項英代理主席，主持軍委工作。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上，項英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和中央書記處書記。在第二次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工農兵代表大會上，項英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副主席兼工農檢察委員會主席。9月，代替病中的王稼祥任軍委副主席。10月，中央紅軍主力被迫長征，中共中央決定項英同志留下堅持游擊戰爭。 中央紅軍長征後，項英任中央分局書記、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分會主席、中央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和陳毅等在極端艱難困苦的條件下堅持南方游擊戰爭。華北事變後，項英與陳毅以中央分局的名義發表《為日本侵佔華北告群眾書》，號召“抗戰救華北”。1936年9月，項英又同陳毅一道提出“動員和組織廣大群眾去開展抗日統一戰線，全國聯合一致抗日，實現對日戰爭”。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後，項英又發表《蘆溝橋事變與抗日鬥爭高潮》的文章，譴責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表示願意聯合抗戰。不久，撰寫《中國新革命階段與黨的路線》一文，提出現階段的中心任務是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紅軍游擊隊必須遵照黨中央的路線與要求，與國民黨談判，爭取合作抗日，促進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實現。項英和陳毅主持召開粵贛邊區幹部大會，統一了由“反蔣”轉變為“聯蔣”，由內戰轉變為抗日的思想，並派人到其他游擊區聯絡和傳達。項英還寫信給國民黨江西省政府及進攻粵贛邊區的國民黨軍，提出進行抗日的談判。
第九部分項英 將軍（3）
1939年2月，新四軍領導人與周恩來合影（後排右一為項英）
項英於1937年9月底到達南昌，同國民黨江西省政府談判南方紅軍游擊隊的改編問題。一到南昌，項英即打電報給毛澤東及中共在南京的代表葉劍英，從而同黨中央取得了聯絡。項英在南昌談判解決了國民黨軍從紅軍游擊區撤退，國民黨江西省政府釋放政治犯，紅軍游擊隊改編為抗日軍隊等問題，10月底，項英取道南京飛赴延安向黨中央彙報，中央政治局在聽取了項英關於南方游擊隊工作情況彙報後，做出專門決議，給予高度評價。並指示項英返回南方負責組建新四軍。 1937年底，項英帶著中共中央的指示，從延安到武漢同國民黨談判，就南方8省13個地區的紅軍游擊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的問題達成協議。1938年1月6日，新四軍軍部在南昌成立，葉挺任軍長，項英任副軍長。由於當時實行統一戰線，沒有設政治委員。項英名為副軍長，實為政治委員。項英還擔任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中央東南局書記和中央軍委新四軍分會書記。項英和陳毅、張雲逸、曾山等分赴各游擊區傳達黨中央關於國共合作、共同抗日以及部隊整編的指示，在短時期內就將紅軍游擊隊整編為新四軍的4個支隊，共1萬餘人，6000多支槍，從1938年3月起陸續在皖南集中，軍部由南昌進駐皖南歙縣巖寺，後轉至涇縣雲嶺。 新四軍整編完畢，項英根據中共中央關於深入敵後建立抗日遊擊根據地的指示，首先派出由粟裕率領的先遣支隊赴敵後作戰略偵察，隨後又組織新四軍第1支隊、第2支隊向江南敵後 挺進，先後建立蘇南、蘇中、皖東抗日根據地，積極開展游擊戰爭，打擊日本侵略者。 1939年2月，周恩來受中共中央委託，到皖南新四軍軍部，傳達六屆六中全會精神和中央關於新四軍向北、向敵後發展的方針，並同項英等商定了“向北發展，向東作戰，向南鞏固”的戰略任務。4月，黨中央致電項英，重申發展華中的方針。據此，項英同葉挺、陳毅等一道，領導新四軍，積極向敵後實行戰略展開，經過兩年的艱革鬥爭，完成了向北發展，建立鞏固的蘇中、皖北抗日民主根據地的任務，在大江南北收復大片國土，建立蘇南、蘇中、蘇北、淮北、淮南、皖中、鄂豫皖等抗日根據地，新四軍也從成立時的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