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決貫徹中共中央、毛澤東主席的指示，講究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原則，正確處理好八路軍與國民黨友軍的關係。同時，針對國民黨第97軍軍長朱懷冰等部向太行地區發動的大規模軍事進攻，在忍無可忍之下，於1940年3月，與劉伯承一起指揮部隊，在晉察冀軍區部隊的配合下，奮起反擊，經過四天戰鬥，全殲朱懷冰和其他遊雜武裝一萬餘人。不過，為了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又多次同製造摩擦的國民黨軍將領談判。 面對敵強我弱的抗日戰爭形勢，鄧小平十分重視發展抗日武裝力量，使主力部隊、地方部隊及民兵都發展很快。為了打擊敵偽的囂張氣焰，反擊日軍的“囚籠政策”，1940年4月至8月，同劉伯承領導晉冀豫抗日根據地軍民在日軍控制的交通線上廣泛開展破襲戰。8月，指揮部隊參加由八路軍總部發動和指揮的百團大戰，組織實施了正太、榆遼戰役，給日偽軍以沉重打擊。1941年，為改變日軍在華北推行“總力戰”和“治安強化運動”所造成的抗日根據地被嚴重吞食的情況，堅決反對保守退縮、關起門來建設的傾向，強調以武裝鬥爭為核心，面向敵佔區，面向交通線，敵進我進，全面對敵。還領導所部實行主力地方化，強化遊擊集團，大量組織武裝工作隊滲入敵佔區，瓦解敵軍，爭取群眾，建立隱蔽游擊區，挫敗日軍對根據地的蠶食和多次殘酷“掃蕩”。 鄧小平作為八路軍政治部副主任、第129師政治委員，十分注重黨的組織建設與思想建設，把政治工作看成是完成軍事任務的保證。1941年以後，華北敵後抗戰進入最艱苦的階段。這時，日本侵略軍將侵華重點轉到後方，在華北推行所謂治安強化運動，實施三光政策，囚籠政策，到處設立據點。由於日寇連續不斷地“掃蕩”，加上連年災荒，敵後抗日根據地面臨著嚴重的困難。這種嚴峻的形勢下，他十分注意發揮黨的政治思想工作的優勢，抓好部隊的思想政治工作，對部隊經常不斷地進行吃苦耐勞、抗戰前途的教育，使部隊士氣高漲，思想穩定。
第二部分鄧小平（3）
1945年8月，鄧小平、劉伯承、陳毅等帶著“七大”精神奔赴抗日前線
1942年9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太行分局成立，鄧小平兼任中共中央太行分局書記。不久，彭德懷、劉伯承回延安參加整風運動，他代理中共中央北方局書記。1943年10月，中共中央北方局與太行分局合併，他繼續代理中共中央北方局書記並主持八路軍總部的工作，擔負起領導華北敵後抗日根據地的重任。當時，抗日戰爭進入了最艱難殘酷的時期，為了鞏固抗日根據地，他堅決執行中共中央的方針，堅持打持久戰的思想，與此同時，根據八路軍華北前線的具體情況，本著面向敵佔區、面向交通線、敵進我進的方針，積極主動地開展游擊戰爭，指揮部隊粉碎日、偽軍一次又一次的“掃蕩”，並領導全區進行建黨建軍建政活動，進行整風、精兵簡政、減租減息和大生產運動，取得很大成績。 戎馬倥傯中，鄧小平十分注意理論學習，寫了大量的文章。凡是向部隊做報告，他都親自動手起草發言稿。與其他中央局一樣，在延安整風的同時，中共中央北方局也進行了整風運動。鄧小平十分重視整風教育，認為這是對全黨進行思想教育的極好形式，透過整風，可以提高黨的戰鬥力。在北方局黨校的整風動員會上，他對毛澤東做了高度的評價，系統地闡述毛澤東思想即中國化的馬列主義，提出黨的事業要以毛澤東思想做指導。對於長期探索中國革命道路、如何處理馬列主義與本國革命實踐的關係方面，鄧小平的上述思想認識是高瞻遠矚的。 1945年6月，鄧小平回延安參加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此次大會上，鄧小平被選為中央委員。 抗日戰爭勝利後，鄧小平任中共晉冀魯豫中央局書記和晉冀魯豫軍區政治委員。面對國民黨軍對解放區的進犯，1945年9月至10月，先後發起上黨、邯鄲戰役，有力地配合了重慶國共談判。1947年6月，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與劉伯承率部千里躍進大別山，挺進中原，揭開了解放戰爭戰略反攻的序幕，任中原軍區政治委員兼中原野戰軍政治委員，後又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一書記。中原形勢好轉後，又會同華東軍區領導了淮海戰役，突破了國民黨蔣介石的前哨陣地。1949年4月，以鄧小平為書記的總前委，繼續統率第二野戰軍、第三野戰軍進行渡江作戰，解放南京。渡江前夕，他又兼任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一書記，負責接管國民黨政府原來的統治中心——華東地區。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鄧小平參加開國大典之後，又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