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種追求在二書中都是相互關聯的，都導致死亡。哈里預感大禍臨頭，和喬·克里斯馬斯的預感是一回事（“我要出事了”），和夏洛特的最深處的直覺——
“愛即是苦、苦即是愛”——是一回事。夏洛特相信只有愛情值得獻身，所以嘲笑妥協，但是她知道摯情追求的天堂總是在傷害的彼岸。
結構已不尋常，對每個主要人物的模稜兩可的語氣使《野棕櫚》更形複雜：既同情又諷嘲，偶爾是既憐憫又卑視。結果如克林斯·布魯克斯所指出，“過分複雜對小說不利”。要理解這部小說，需要看一下寫作時的悲憤心情：肉體傷痛、婚姻和生活中的不如意。寫到一半時，福克納甚至認為一連幾個月的“疼痛和失眠”下來，自己都快瘋了。書成後不久，他寫信給羅伯特·哈斯說：195 “這6 個月來，一直生活在家庭糾紛和背痛併發的特殊環境中，不知道這部小說是好，還是胡說八道。我好像坐在牆的這一邊，紙卻放在牆的另一邊，執筆的手是在牆上捅個洞在漆黑中摸瞎寫的，根本看不見紙，不知道筆是否寫在紙上。”顯見寫作《野棕櫚》時，傷痛、心碎和生活問題交加。人們自然會把傷痛歸諸於背傷，把心碎歸諸於梅塔，把家庭糾紛歸諸於埃斯特爾；這也是事實。但還有其他的危機。
1937 年冬天，福克納常常成小時地陪埃斯特爾的女兒維多利亞談天、朗誦詩歌給她聽。維多利亞生下第一個孩子才幾星期，便遭丈夫遺棄，她幾乎絕望。多年後她回憶說，是福克納幫助她恢復過來：“是他使我活了下來。”她說。很可能在勸說過程中，福克納不僅幫助了維多利亞，也幫助了自己。在阿爾貢昆時，他覺得有一種同災禍調情的本能，此後幾個月的文字中歷歷可見疑慮驚愕的跡象。哈里·維爾伯恩自稱畫家，令人回想起埃爾默和福克納自己的早期。哈里對待自己為通俗雜誌寫低階小說的態度，反映了福克納對待自己寫商業小說和在好萊塢工作的保留看法。
夏洛特有不少地方像梅塔，也令人回想起福克納以前幾部小說中的女人以及他自己生活中的幾個女人，特別是海倫·貝爾德。夏洛特幼時的燒傷固然同福克納最近的灼傷有關，但也同海倫幼年受的傷密切呼應。夏洛特和海掄一樣，身上有幾處燒傷的疤痕，也和海倫一樣“不待人家發問”便主動告訴人家。
再說，這部小說雖然懷著由衷的贊慕刻畫夏洛特堅強灑脫，但也表現出對女人的深刻懷疑和怨恨。對夏洛特的偷情天才不乏貶意，同高個子罪犯心底深處的信仰相似：女人喜歡罪惡、喜歡勾引男人犯罪，在小說的每一個節骨眼上都能本會到。
夏洛特一命嗚呼，高個子罪犯的和哈里都鎯鐺入獄，主要為了同女人搞在一起，小說中的男人渴望早日退出性愛、退出生活，這是在女人的追逼下避免毀滅的唯一出路，退隱向福克納招手已多年，表現在霍拉斯·本博和蓋爾·海託華這些人物身上。
到了30 年代中，退隱的念頭更是時常浮現。幾年後，他說“安德森當初如果做了和尚，可能會快活些，”“遁入隱修院……沒有人能傷害他。”幾年前買下山揪別業時，肯定有把它當作避風港的意思，還在其中造一個更深的隱修所——一間樸素得像僧侶住的小房間，全部屬於他一個人。《野棕櫚》開寫前不久，他作好擴建這所聖殿的準備工作，後來親自動手，一半為了保護自己的私密。他在其中堅持過正經而莊重的生活。他曾在另一處說明自己的理想始終是“南北戰爭以前的雍容華貴的風格”。然而，他的另一半不甘心隱居和退縮，所以繼續去約克那帕塔法和外部世界。他最大的恐懼是：藝術家不願面對“機會和境遇”。他久久地同恐懼鬥爭，特別是對女人的恐懼，他希望有經濟保障、不用為錢操心，但比起對女人的恐懼來，算不了什麼；至少在實踐中求之而不得時可以迴避。
他歷來想當運動員、獵人、飛行員、詩人和情人。1938 年2 月寫《野棕櫚》時，又實現了當農夫的願望。他買下320 英畝的農場，稱之為綠野農場。他和W ·B·葉芝一樣，對死的意識越強，求生和寫作的慾望也越強。置身於心碎、悲痛或者痛苦與一無所有之間，他寧要心碎、悲痛和痛苦。他比夏洛特和哈里更加矛盾：半個他要創作一部謳歌愛情、不惜為之付出一切代價的小說，另一半堅持把代價抬得極高。和夏洛特、哈里一樣，他不得不一路作出犧牲。他把社會、體面，求得社會批准的希望、理性、求生存、求自由的希望樹立為愛情的對立面。因此，《野棕櫚》的理想比它的策略還要極端化。
書中的愛情不僅是不道德的，而且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