騷動》是那一場考驗的產物，也是另一段隱私的產物，對他具有特殊的意義。
他同意友人改動《墳墓裡的旗幟》，但是到《喧譁與騷動》出版時，不讓這個朋友對稿子進行任何改動。
第四章注
（1） 維拉·亨丁頓·賴特（1888～1959），美國作家。
（2） 馬修·阿諾德（1822～1888），英國詩人，評論家。初期寫詩，中期寫文學評論，以後寫有關文化、社會、宗教等論文。
（3） 寫南軍將領喬治·愛德華·皮格特（1825～1875）在葛底斯堡戰役中發起的一場幾乎全軍覆沒的進攻。
（4） 維拉·亨丁頓·賴特（1888～1959），美國作家。
第五章 自我的明燈（1928～1929）
1928 年的頭幾個月中，福克納時而努力修改《墳墓裡的旗幟》，時而做些別的事。開始了幾個短篇，偶爾打工，通常是做油漆工，大自高樓圓頂，小至房屋招牌，有一二次給黃銅號角上光。他又抄制了一本《願望樹》送人，對一個“不幸的兒童表示同情和憐憫”。他曾給一家多年之交的小女兒瑪格麗特·布朗多次講過這個童話，這孩子身患癌症，奄奄一息。有了本子，她父母便可以隨時念給她聽這則故事。可是，不論寫作還是打零工，一概無濟於事。失敗不是什麼新鮮事，他一路嚐盡失敗的滋味，也知道還會遇到失敗，因此步步為營、自我保護，以減輕痛苦。
只是這次失望太慘重了，又沒有可以一吐苦水的心腹。母親雖然仍很親近，她的容忍從未大到可以聽他訴苦，更別說失敗了。同父親的關係近年來雖有緩和，他不再為父親是個失敗者而感到可恥，父親也不再為兒子“不務正業”而惱火；但是，默雷·福克納從不向人訴說自己的失意，當然也不會聽別人訴說失望。
福克納也不能向菲爾·斯通和埃斯特爾坦抒衷曲。驕傲的性格使他難以啟齒要求撫慰，因此同兩人的關係也變得緊張起來。他在寫《墳墓裡的旗幟》時曾想同菲爾決裂，顯然因為不樂意菲爾企圖指揮他的寫作。《旗幟》完成後，他曾把遠大的期望告訴菲爾，兩人的關係再度鬆緩；但他沒有把失望和失敗告訴菲爾的心理準備。
他同埃斯特爾的關係也從來沒有這麼搖擺過。她的離婚判決在望，他知道她指望他娶她，因為他一直不斷去看她，鎮上人都在談論二人的好事。然而，他覺得自己愛的可能不是她。1928 年初，他寫信告訴巴瑪姑姑自己正在修改《墳墓裡的旗幟》，提到人們對《蚊群》的評論，還提到一個女人，只是未提名字：“我們都希望你來。
我有件事，有個人想讓你見見，當然是個女人。我要看著你為她的美貌傾倒，為她的淺薄無知發愣，她像一隻美麗的花瓶……但她使我的日子好過些。幸而沒有錢，不然我會同她結婚。你瞧，窮居然還有窮的好處。”福克納的這隻花瓶一直沒有姓名，因此不知他指的是誰。巴瑪姑姑早已見過埃斯特爾，因此不可能指她。
信中除了窮以外，沒有提他同新歡結合的阻礙。如果說因為迷戀這隻花瓶而不能向埃斯特爾推心置腹，對埃斯特爾的責任感使他也不能向另外那個女人談心事。
四面楚歌，沒有人幫他驅除失望和疑慮，只好悶在肚子裡，度日如年，有時唱些病態的歌曲，思忖著怎樣死法好，會不會死無葬身之地？他對一個朋友說：“人們最多把你放進一口松木箱子，過不了幾天，你就被蛆蟲果腹。也許有人會為你哭上一天兩天，過後就忘記乾淨。”不久，他寫起康普生家幾個孩子的故事來了。把其中一則題為《夕陽下去啦》，取自W。C。漢迪的《聖路易勃魯斯》（1） 的歌詞。另一則題為《公道》。
二者都以童年回憶為依據，都寫沒有人或錢撫養、生活於黑暗不祥之中的兒童。
《公道》的結局寫他們穿越“奇怪、朦朧而兇險的暮靄”。隨著想象力的遊戲，他清楚地看見童年結束，將懂事未懂事的時刻；這是他特別敏感的一個時期，如有些評論家所指出的，也是康普主故事的深刻共鳴和寫作所證實的。《蚊群》中的費爾柴爾德說：“藝術提醒我們自己的青春，那個時期，生活不需要時時抬頭，讓你看它多美麗。”“它說走就走了”，福克納後來在觀察女兒成長時說。“完了她就要做女人了”。康普生家孩子在每個關鍵時刻看到自己不明白、感覺到自己表達不出的事情。在《公道》中，暮靄徐降，他們的天地隱去時，他們心頭只有失落、困惑和優傷。
早春，福克納著手寫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