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是福克納認識的第一位重要作家，也是他可以師法並努力趕超的一位小說家。對於安德森的虛構小說，他可以套用詹姆斯·迪基（5） 對卡洛斯·威廉斯（6）
的介紹：這種東西也稱得上小說的話，我也能寫。
這點認識對福克納至關重要。有些才子或天才很早便學會“對自己信心十足，儘管也會有懷疑的時刻”。有些則“運氣好或者懂得交什麼樣的朋友”，在才華尚未充分顯露之際便有人賞識。據萊奧內爾·特里林（7） 稱，約翰·濟慈便是這樣，因此在提出“重大問題”、試作“重大解答”時，對自己的思想感情深信不疑。福克納偶爾也宣佈自己是天才，遲早會出名，有一次在高爾夫球場上對一位女士如此說，那位女士不勝詫異。有時，甚至早在去新奧爾良認識安德森以前，他已相信自己是天才。但是，深信不疑自己有才的過程相當緩慢；結交到識才的朋友、特別是贏得他敬重的有才之士，也是一個緩慢的過程。安德森身材矮小，散文寫得很笨拙，這些人所共見的侷限加上他的年紀和成就，使他能給予福克納其他新奧爾良作家所不能給予的幫助；使福克納產生同樣的信心和慾望，如福克納在他身上所看到的—
—“作家必需有信心，相信自己的情感是重要的”，“有把這些情感一吐為快的願望”。
多少年來，福克納一直朝著這樣的信心和願望靠攏。幾個月的相處中，安德森加強了這一意識，加快了他轉向寫小說的過程。後來，1926 年中，福克納和威廉·斯普拉林合寫《舍伍德·安德森及其他克里奧爾名人》時，仿效海明威在《春潮》中的遊戲文筆，拿安德森的風格開玩笑，雖無惡意，卻傷害了這位一向與他為善的朋友。但是，早在福克納日後戲稱之為“不幸的漫畫事件”發生前，兩人的關係已日趨緊張。兩人都很敏感、都好勝；一個正在起步，欣欣向榮，一個卻走在緩慢痛苦的下坡路上；師徒關係目然無法繼續。安德森給過福克納幫助，使後者有可能長進，兩人都為自己無意間扮演的角色感到不安。多年後福克納回首往事時稱安德森為巨匠，是“我這一代作家之父”，這些話未免誇大了安德森的成就，然而也反映出安德森在福克納的成長中所起的關鍵作用，尤其在1925 年寫作第一部小說期間。
3 月回新奧爾良後，福克納繼續寫隨筆，有了一些讀者，掙了一些錢。
他投寄《星期六晚郵報》等暢銷雜誌的東西一篇篇都遭退稿，但他仍打算掌握寫商業小說的條件。有時他擔心為稿費而寫作會毀掉自己的才華，但是他渴望成功，而成功無法同金錢分開。他討厭中間道路、討厭小康的收入和作風。貧困和默默無聞的生活不允許他作長期磨練，雖然以後寫到這種生活時不無溫情。伊麗莎白·普勞爾·安德森說得好：福克納已染上不亞於其雄心壯志的昂貴嗜好。既追求名利，又要忠於藝術，他要尋找一條既能出名賺錢又不致降格或敗壞創作的道路。寫《軍餉》時的經驗成為日後生活的一條組織原則：把零星時間和不少心思用來寫商業小說，把天才留給藝術。1925 年3 至5 月在新奧爾良時，這一方針意味著每天工作很長時間，馬馬虎虎寫雜文，認認真真寫小說，“上午、下午、往往直到深夜”伏案寫個不停。
《軍餉》起初叫作《五朔節》，寫此書經過幾個步驟：手寫初稿，修訂後打字，再修訂打字稿，有時大段大段地改動；以後習以為常。事先仔細地列出提綱，說明他有明確的寫作目的，也可看出他寫戰爭時想象力的不斷發展。寫《軍餉》期間，不僅鋪展而細緻地刻畫傷兵，還寫了一篇短文，叫作《文學與戰爭》，無比坦率地評論了別人“把最近這場戰爭用於”文學目的的努力。
《軍餉》不僅借用福克納聽到過、讀到過和設想過的事，還借用以前寫過的東西。一段墓誌銘取自以前的一首詩：
風在枯枝間啜泣，
抖動路邊的小草。
悲痛和時光卻如不波的大海——
噓，莫作聲，他已回家來了。
接下去小說以兩個人物的對比開始，這兩個人物在他心中醞釀已久：一個是士官生，“停戰害苦了他”；一個是遍體鱗傷的英國皇家空軍飛行員，回得家來已是廢人，奄奄一息。前者像他第一部發表的小說《福星高照》中的青年士官生，“兵營裡的明星”；後者像《紫丁香》和《第一次世界大戰停戰日的詩》幾首詩中的人物，墓誌銘即取自《停戰日的詩》。可是，小說對兩個人物有了新的看法，更令人聯想它所代表的福克納的親身經驗。在士官生洛身上，我們看到他親自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