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三種大學刊物——年鑑（《老密西》）、校刊（《密西西比人》）和幽默雜誌（《尖叫》）——先後發表他的作品41
件，包括17 幅畫、6 篇評論、一部短篇故事和一篇隨筆。
他的創作，加上他的“外國”風度，使他成為眾目睽睽的人物。但是他依舊“十分羞澀，因而在同學眼裡往往顯得落落寡合、高不可攀。”菲爾·斯通回憶道：
“他的神情高貴而優越，許多人以為是擺架子，高不可攀， 出言唐突，對他敬而遠之。因此給人的印象是虛偽，古怪，乖戾，再不然便是無害無用。這樣就成了一個‘窩囊伯爵’。
牛津的世家望族容忍他，因為他倒底出身福克納門第……但是從不請他上門。
我一再向人們保證，這是位有才華的作家，遲早會比斯塔克·楊（另一個牛津子弟）
更出名……卻落得公眾的嗤笑，世家望族則報以彬彬有禮、略帶譏嘲的微笑。”同學們摸不透他的種種假象，不知道該把他當作外國“雅士”，還是落拓文人，反正是一個做作的頹廢派。他們稱他為“拄手杖的美男子”、“自稱威廉、福克納的怪人”，訕訕地同他打招呼。福克納則學習豪斯曼的堅韌冷漠，對於有些攻擊視若無睹，有些則嗤之以鼻；默默忍受各種各樣的痛苦，哪怕是對他的矮小身材和稚氣的面貌進行人身攻擊、對他的男子氣概進行誣衊。
他和不多幾個同學，特別是戰前已經相識，如今時常見面的本·沃森在一起時，比較放鬆自在。他也喜歡同一兩個老師相處，特別是卡爾文·布朗，那是一個敏感而有睿智的人，妻子艾達是一位滿腹掌故的歷史學家。有時，他不願呆在學校裡，便獨自坐到廣場上老人堆中，緘默不動。有人記得他在學校裡也能“恍惚出神地”
穿過校園，走在小徑上，常常看不見同他擦肩而過、聽不見同他說話的人。不願呆在牛津、不願搭理《老密西》時，就消失了影蹤，也不說一聲上哪裡。去找菲爾一起逛附近的小鎮，是逃避的一種方式。父親在大學裡工作，家在校園裡，他只好偷偷把酒藏在自己房間裡，到了克拉克斯德爾、孟菲斯和新奧爾良就公開喝酒。
在馬爾科姆·考利（18）稱之為“20 年代的漫長的探索”中，許多作家嘗試退卻或逃避：有人仿效美國超驗主義者（19）過簡樸的隱居生活；有些藝術家聚居在小圈子裡，把身外之物壓縮到最低必需，以求得內心的成長，開發內在世界；有人則仿效亨利·詹姆斯（20），以退為進地使生活複雜化。他們吸收外國的舉止風度、新的禮儀和手段，力求擴充自己的經驗、豐富生活。
不論以何種形式，逃避是這一代人的主要模式。1920 年代中，福克納參加過兩個小圈子，遊歷過一次歐洲。即使在密西西比，他也出入進退地試驗著。
其中有一次特別有趣，雖然乍看純屬倒退。
回牛津後不久，福克納同小弟弟迪安和卡爾文·布朗夫婦的兩個孩子玩，帶他們去貝利樹林，教他們自己幼時學的本領和玩的遊戲。他們一起打獵、躲迷藏、互相追逐，坐在篝火旁講故事，內容多半是“神怪恐怖”的，據一個孩子回憶，穿插些“幽默、幻想或者諷刺”，加以緩衝。後來，在1923至1924 年，他在當地的童子軍工作，還一度擔任正式教練，以滿足自己對樹林的愛好和求知慾、滿足喜歡玩和講故事的癖好。在牛津和密西西比大學的許多人看來，福克納是拿腔作勢的典範；一到樹林裡，顧慮和倨傲消失，置身於男孩子中間，拘謹消失。一個崇拜他的人說：“他最不會裝假了。”後來，特別在《喧譁和騷動》中，他寫一個世界的消逝，就是講童年的消逝。
大戰以後的幾年中，他追求的倒不是尋回一個失去的世界，而是透過寫兒時的經歷和情景，透過目睹父親扮演的角色，回味失去這個世界的後果。
1920 年5 月，一年專修科畢業時得“詩歌獎”，從此結束了他的正規學業。
下一學期正式退學，什麼課也不修。不上課，便不用管星期幾，可供他自由支配的時間更多了。沒錢用時打零工。不打工時同菲爾·斯通遊覽密西西比的農村，有時遠至孟菲斯；那裡的暴力、賭博和娼妓給生活新增刺激。
他繼續住在校園內，同學生們保持接觸，為學生刊物撰稿。退學後不久，好多時間花在本·沃森組織的一個叫作《木偶》的戲劇小組上。
福克納同這個小組一起工作了幾個月，寫成獨幕劇《木偶》，獻給幾個合意的人，特別是本·沃森，瑪裡·沃森，露西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