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小如塵埃的問題與宏大如天地的問題聯絡在一起思考的——在那些細小的物象背後，他看到了永世不衰、萬古長青的問題。
作家也是知識分子，但卻是知識分子的一種。他既需要具備一般知識分子的品質，同時又需要與一般知識分子明確區別開來。作為知識分子，他有責任注視“當下”。面對眼前的社會景觀，他必須發言，必須評說與判斷。“知識分子”這一角色被規定為：他必須時刻準備投入“當下”。當一個知識分子對他所處的環境中所發生的種種事件竟然無動於衷、麻木不仁時，他就已經放棄了對“知識分子”這一角色的堅守。在龐大的國家機器中，知識分子永遠是強勁的驅動力。
然而，當他在作為知識分子中的一種——作家時，他則應該換上另一種思維方式。他首先必須明白，他要乾的活兒，是一種特別的活兒。作家所關心的“當下”應含有“過去”與“將來”。他並不迴避問題，但這些問題是跨越時空的：過去存在著，當下存在著，將來仍然會存在著。這些問題不會因為時過境遷而消失。此刻，那些瑣碎的、有一定時間性和地域性的事物在他的視野中完全消失了——他可以視而不見，而看到的是——用米蘭·昆德拉的話講，是“人類存在的基本狀態”。
“寫小說應該寫的，這是小說存在的惟一理由。”米蘭·昆德拉說得千真萬確。
誅犬
一
一九九四年春天，我在日本東京井之頭的住宅中躺著翻看捷克流亡作家米蘭·昆德拉的一部作品，無意中發現他說了這樣一句話：世界上的許多暴力行動，是從打狗開始的。這一揭示，使我大吃一驚，並不由得想起一九六七年春天的一個故事。
那時我是高中二年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