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史演義》十七回吐谷渾伏允自經死，注云：“從李靖傳文，不從《通
鑑》。”《宋史演義》三十七回知廣德軍朱壽昌棄官尋母條注云：
《宋史》壽昌本傳謂劉氏方娠即出，壽昌生數歲還家。但據王偁《東都
事略》、蘇軾《志林》皆雲壽昌三歲出母，今從之。
這些考證辦法，大致是學《通鑑考異》的，以演義而加考證功夫，他不
以一般演義自視可想而知。
第二，是大力闢妄。這裡所謂闢妄，主要是指史書上沒有記載，而由演
義小說虛構出來的事情，他怕讀者把這種虛構當作實有其事，故在正文或批
注中大力駁斥。如 《宋史演義》十六回寫陳摶之死，有云：
陳摶系一隱君子，獨行高蹈，不受塵埃。若目他為仙怪一流，實屬未當。
俗小說中或稱為陳摶老祖，捏造許多仙法，作為證據，其實是荒唐無稽，請
看官勿為所惑哩！
第三，是存疑。如 《宋史演義》十二回中說：
小子遍考稗官野乘，也沒有一定的確證。或說是太祖生一背疽，苦痛得
了不得，光義入視，突見有一女鬼，用手捶背，他便執著柱斧，向鬼劈去。
不意鬼竟閃避，那斧反落在疽上，疽破肉裂，太祖忍痛不住，遂致暈厥，一
命嗚呼。或說由光義謀害太祖，特地屏去左右，以便下手。致如何致死，旁
人無從窺見，因此不得證實。獨《宋史》太祖本紀只雲：“帝崩於萬歲殿，
年五十。”把太祖所有遺命及燭影斧聲諸傳聞，概屏不錄。小子也不便臆斷，
只好將正史野乘，酌錄數則，任憑後人評論罷了。從這三種情況看來，蔡東
藩對史料的選擇和運用是經過一番
審慎考核的，這不是小說家的任務，而是歷史學家的工作。他這十一部
“演義”可取之處和可貴之處就在這裡。當然，他是一箇舊知識分子，沒有
歷史唯物主義觀點，選用史料不可能完全正確，解釋史料更有他的侷限性。
何況史料本身還有很多問題，他亦不可能—一加以考核和辨別。像明建文帝
這個人，當“靖難”之師入南京後，他是死了呢？還是做和尚去了？這個問
題，明朝人談得很熱鬧，像 《致身錄》等書，寫從亡諸臣及飄泊經過，繪影
繪聲，究竟可信程度有多少，這是很成為問題的。但蔡東藩卻相信它，他在
《明史演義》廿五回中大寫特寫，在總批中又說：
建文出亡，剃度為僧，未必無據。就王鏊、陸樹聲、薛應旗、鄭曉、朱
國楨諸人所載各書，皆歷歷可稽。即有舛訛，亦未必盡由附會。這種說法，
彷彿能自圓其說。其實，他所舉這幾個人，都不是明初人，他們也是傳聞而
來，蔡東藩這種看法，未免有點武斷了。
不過，總的說來，蔡東藩是個史學湛深的學者，他對待史料的態度是嚴
肅認真的，即使個別地方取捨未必盡當，也不能不承認他是盡了相當的力量
的。特別是《元史演義》的前十回，他從蒙古先世寫起，包括西征和四大汗
國的建立，事情是極複雜的。蔡東藩嫌《元史》記得太簡單，從《元秘史》、
《蒙韃備錄》、《蒙古源流》、《元史譯文證補》，旁搜東西洋有關蒙古史
籍譯本，源源本本地寫。這段歷史今天我們讀來還覺得費力，他寫這些事情
所費的力量更可想見。這個人也可以說是有歷史考證癖的。
正因為他有考證癖，我們覺得他有些注中的考證還可精簡。如遼、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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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各族的人名，原來史書是根據當時實際用的名字寫的，到清乾隆時有意把
它改譯一次，這種改譯，只有引起混亂，毫無意義。清代歷史學者如錢大昕、
趙翼等都避免用它，而蔡東藩於 《宋史演義》和《元史演義》內經常將人名
註明一作某某，如阿保機—作安巴堅之類，實在無此必要。他怕不注讀者不
知道，不知注了更易引起混淆，這是他所意識不到的。
三、本書的歷史觀點
蔡東藩是個舊知識分子，受封建思想影響很深。但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