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我們是要圍繞著這個母題來組織我們的管絃樂隊，演奏出史無前例的雄壯交響曲”，“而不是‘亂鳴’”。接著，他又在一篇題為《“百家爭鳴”萬歲！》的文章中說：“百家爭鳴”“具有它的時代性。”“由於歷史發展的階段不同，因而每個‘百家爭鳴’的實質也各不相同。”同時指出：“在我們的時代中實現‘百家爭鳴’是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有更有利的條件。”他這樣來闡述“雙百”方針政策，當然也與他處在文化科學教育文藝事業的最重要的領導崗位有關。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政策的提出，使文藝界的風氣很快發生重大的變化。在文藝理論和文藝批評方面，人們對一些過去看來十分敏感但又十分重要的問題，也開始進行大膽的探索和討論。文藝創作上一些公式化概念化的傾向也有所克服，作家敢於真實地反映生活，敢於抒發自己的真情實感，現實主義得到發揚和深化，體裁風格的多樣性也開始受到重視。作為詩人的郭沫若也興致勃勃，於毛澤東發表《論十大關係》講話正式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政策的次月（6月）親自選出一百種花來，打算以“百花齊放”為題，寫出一百首詩。雖然因為詩人“所熟悉的花不多”，只寫出了《牡丹》、《芍藥》、《春蘭》三首，後在1958年補足寫成101首正式由人民日報出版社出版詩集《百花齊放》，但由此也可看出他對於這一方針政策的由衷贊成和擁護。
實際上，他不但對毛澤東提出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從理論上作了闡述和宣傳，也從藝術創作上上熱情歌頌，努力實踐。1958年3月，他為了表明自己擁護毛澤東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特意湊齊了一百首寫花的詩，加以用象徵、引申的手法，闡述“雙百”方針，歌頌社會生活中“百花齊放”的大好形勢。雖有些詩顯得生拉硬扯，藝術粗糙，如其中《雞冠花》比喻總路線的一日千里的形勢：因此，我們特別地把頸項伸長，/因此，我們特別地放開了喉嗓： /鼓足幹勁，力爭上游，乘風破浪！” /誰還沒聽見嗎？聾得太不象樣！另一首以改變《臘梅花》的開花日期解說“人定勝天”的大道理，說： 在冬天開花已經不算希奇，/掌握了自然規律可以改變花期。/不是已經有短日照菊開在春天？ 我們相信臘梅也可以開在夏季。但這都表明郭沫若是怎樣積極主動響應毛澤東，支援毛澤東，思想一致，配合默契。可惜的是，毛澤東並沒有或者是並不想真正將這“雙百”方針政策付諸實踐。因此，在文化思想領域貫徹這一方針政策時，情況就要比人們想像的複雜得多，就出現了許許多多問題。
●四、1957：風雲突變，乍暖還寒
“雙百”方針給文化教育和科學戰線帶來春天的氣息，給全國人民政治生活吹來的熱風，時間卻並沒有多長。人們似乎還沒有怎麼回過味來，政治氣候就發生突然的變化。
從1956年的情況看，國內的政治生活總的說來是相當寬鬆的。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政策的提出，不但使知識分子感到歡欣鼓舞，整個國內的政治生活也顯出了相當的自由氣氛。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確定了社會主義建設作為全黨工作的重點。為了實現這一偉大目標，就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動員全國人民，儘可能極大地發揮他們的積極性。為此，毛澤東還特別談到了民主問題。他一再說，我們的社會主義必須想些辦法來擴大民主。當然，沒有集中和統一是不行的。要保持一致，人民意志的統一，對我們有利，使我們在短期內實現工業化，能對付帝國主義。但是這也有缺點，就是使人不敢講話，因此要使人有講話的機會。他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雖然是作為發展科學文化的政策方針，但實質上也是擴大民主問題。民主問題本來就不僅僅是文藝，學術民主，也應該包括政治民主和經濟民主等各個方面。
正是在黨的“八大”精神鼓舞下，全國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空前高漲。
但是，當民主真正在全國人民的政治生活中加大、加強、加濃時，毛澤東又有點坐不住了。
其實，毛澤東當時提出過一個十分重要的理論問題，即如何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這在當時是對馬列主義的一個突破和貢獻。
毛澤東在1957年2月27日最高國務會議（擴大）上，發表了題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長篇重要講話。在這篇講話中，他指出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存在著兩種不同性質的矛盾，一類是敵我之間的矛盾，一類是人民內部相互之間的矛盾。前一類是對抗性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