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晚上五點多到達舟山群島的定海。天下起了雨。好友金旭光在中級法院門口等我。他在雨中張望著，一邊把手臂舉過額頭，輕輕地用衣袖擦拭眼鏡片上的水珠。雨滴穿過夜晚的燈光，打在他那瘦弱的身體上。我們攔了一輛藍色的計程車，前往大海飯店。
“天氣一直不好。”旭光說，“雨下個不停。”
“會不會影響出海？”我問。要是出不了海，那就糟了。
“你慢慢等吧，天氣總會好起來的。”旭光說。
我告訴他我只有半個月的時間，半個月後，我必須趕回杭州的單位上班。
大海飯店很簡陋，像個政府招侍所，但大堂非常潔淨，大理石地面剛剛擦洗過。總檯服務員是一位二十歲出頭的小姐，眉毛濃豔但是目光黯淡。她瞟了我一眼，然後打了個呵欠。她要驗看我的身份證——像個女看守。
我開啟行李——一隻皮箱和一隻揹包，裡面塞滿了衣服——尋找身份證。我記得它夾在那本紅封皮的通訊錄裡。我把皮箱和揹包裡裡外外翻了好幾遍，但是找不到那本通訊錄。
“我有工作證，上面有我的身份證號碼。”我說。
“公安局規定只能用身份證登記。”總檯小姐說。
“能否先讓我住下來？我會找到身份證的。”我說。
“不行。”小姐說完，把目光移往別處，不再看我們。她慵懶地坐下，很快打起了瞌睡，看得出，這是假裝的，目的是想用這種方法把我們打發走。
二樓是飯店的辦公區域。經驗告訴我，值班經理一般都能幫助客人解決這種小問題。我衝上樓梯，去找值班經理。總經理室、副總經理室、總經理辦公室，這些辦公室的門都敞開著，亮著電燈，然而看不到人影。值班經理房間的燈顯得格外明亮，裡面擺著一張簡陋的木床，床上的被子亂糟糟地堆著，床前放著一張長方形的木桌，裂開的桌面上杯盤狼藉，房間裡響著低低的音樂。我張望著，竄進各個辦公室裡，看看角落裡是否藏著人。後來，我終於看見一位端著藍色餐盤的小姐在走廊盡頭一晃而過，就趕緊追過去。
那是一位年輕的小姐，瘦瘦的，扁扁的，像只紙板衣架躲在寬大的紅色制服裡。她一定是這裡的餐廳服務員，要不她怎麼會端著這隻盤子呢，可是我看不出附近有餐廳的跡象。
“小姐，你們的值班經理在哪裡？”我問。
小姐轉身凝視著我，在那幽暗的走廊燈光下，她的眼睛是深藍的，像海藻的顏色。她緊張地瞧著我，突然打了個哆嗦。
“不要害怕，我只是想找一下值班經理……”我用手指整理著凌亂的頭髮，慢慢後退。我不知道我身上哪個地方嚇著了她。退到樓梯口時，我轉身，左手扶著欄杆，腳不點地地下樓。在樓梯拐角處，我看見了一樓大廳耀眼的燈光。
總檯小姐的瞌睡已經醒了，手中握著一把大梳子，一面翻來覆去地看，一面小心地除掉纏在上邊的頭髮。旭光給舟山市文聯的朋友黃立宇打電話，希望他能帶張身份證過來。但是電話沒人接，大概已經出門了，正在前往大海飯店的途中。
“你到底有沒有帶身份證？”旭光悄悄問我。
“早上一醒來我就把它插在紅封皮的通訊錄裡。”我說。我們不約而同地回頭看那總檯小姐。她歪著嘴哼起了小調，彷彿正沉浸在一種隱秘的快樂裡。
“我們換個地方算了。”旭光悻悻地說，白了那小姐一眼。
換個地方當然可以，可是能保證不會再遇上這種拒人千里之外的小姐嗎？我再次跑到二樓。走廊的燈光依然那麼幽暗。值班經理房間的音樂已經停止，盤子已被收拾走，但是地板上還散落著許多飯粒，房間裡殘留著菜食和人體的氣味。其他辦公室的門也都開著，我挨個竄進去，像條狗一樣嗅著房間裡的氣味。在總經理室，我把上身伏在發熱的玻璃臺板上，看壓在臺板下的各式照片和收據。那位拿著藍色盤子的餐廳小姐什麼時候站在了門口，不動聲色地瞧著我。
“你在找什麼”？她問。
“我在找你們的值班經理。”我一邊說著，一這迎著她走去。她開始後退，但是我管不了那麼多了，繼續朝她逼近。
“你想幹什麼？”她慌了，想逃走。
“告訴我，你們的值班經理在哪裡！”我惱怒地叫道。
我看到她的瞳孔放大了。她拔腿想跑，但是我一把攥住了她細小的胳膊。
“你想幹什麼？”她驚恐地說。
“我不想幹什麼，”我有點窮兇極惡，“我只是想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