揉著麵糰。面板咿咿呀呀地叫得更響了。我們再也沒興致打撲克，就在火堆邊乾坐著。後來，大姐跟我們講了一些單位裡的事情，都很無聊。從師範學院畢業以後，她在縣城的一所中學裡做了一名教師。兩年後，她結了婚，丈夫是一個機關小職員。她已經連續八年沒在城裡的婆家過年了。每年寒假一開始，她就帶著女兒坐長途汽車回到鄉下的老家，直到學校開學才回去。婆婆每次都氣得不行。
我們吃過中飯，雪也停了。爸爸步行到鄉里去開會。他已經當了多年的村支書了。我們目送著他慢慢消失在那條灰褐色的大路上。
“現在去吧，四十分鐘就能到割臺坡，”媽媽說，“讓姑姑早點燒晚飯，你們吃了晚飯就回來。”
我們出門，走在通往村外的土路上。泥路彎彎曲曲地伸出村子，伸進長滿小麥和青菜的田野裡。泥路已經很乾燥，好像根本就沒下過雪似的。天空亮堂堂的，有好幾朵奇形怪狀的薄雲正從東向西飄去。一輛滿載著牛糞的平板車迎面而來。我們站到路邊的麥田裡，讓它過去。
一會兒我們就走到楊嶺腳下。溪水從山谷的岩石上瀉下來，淙淙地從我們的腳邊淌過。我們踏上臺階。臺階是用石塊砌成的，長滿稀疏的青苔。路旁長滿了松樹和灌木，它們擠擠挨挨的，一陣風吹來，他們便喧鬧著朝我們湊過來。
山嶺比我想象中的還要低矮和平坦，我幾乎沒花什麼力氣就爬到了山頂。我彷彿走進了另外一個世界裡，眼前豁然開朗，除了遠處的山巒，沒有什麼東西能遮住我們的視線，連松樹都是那麼的低矮，在我們的眼皮底下隨風搖曳。我和二哥回頭往山下看。大姐肥碩的影子還在山腰上移動。我們坐在路邊等了老半天，大姐才呼哧呼哧地捱上來，站在那兒直喘氣。
“小時侯我經常把牛趕到這裡，可是一點也不覺得累，”大姐說，“那時我很瘦。”
我們繼續趕路，道路平坦了一些，但是很泥濘。在角落裡，我們看到了積雪。路邊又出現了小麥和青菜，還有枇杷樹。山崗上有一間四方的石頭房子，那是守林人住的。
“快要到了吧？”我問。
“遠著呢，”大姐說，“還要翻一座嶺。”
這時候我發現兩隻腳開始疼起來。我在路邊的石頭上坐下，脫掉鞋子，把襪子褪下。腳跟起了血泡，血泡碎了。
“怎麼搞的。”我說。
“你下次還敢來嗎？”大姐問我。我不吱聲。
“‘有囡勿嫁割臺坡’這是老話呢。”大姐說著，和二哥走到前面去了。我起來跟上他們。
“姑姑是怎麼嫁到割臺坡的？”我問。
大姐嘆了一口氣，說：“說來話就長了……再說，很多事情我們永遠都無法知道。”
“那你就跟我們講講你知道的吧。”我說。
“是啊，你們應該知道一些父輩的事情——可是知道了又怎樣呢。”
我們開始下坡。山坡開始變得光禿禿的。猩紅色的泥土露出地表，把整個山谷映得紅彤彤的。遠遠地我們就看見了下邊山溝裡的那口湖泊，湖水碧綠清澈，發著陰森森的寒光。
“那裡溺死過一個女嬰。後來女嬰的父親被抓走了。”大姐輕聲說。聽得出她的聲音在微微顫抖。
路朝湖邊延伸。很快我們就走上了湖邊的小路。路很窄，左側是湖水，右側是陡峭的山壁。大姐低著頭，一邊緩緩地挪動著腳步，雙臂像翅膀一樣張著，眼睛都不敢往旁邊瞄一下。我在後面扶著她走。
“有什麼好怕的！”二哥大聲說著，大步流星地從我們身邊走過。湖泊的下方有許多狹長的水田，巴掌那麼大，現在種著小麥。
要是你沒看到這口水塘和這些水田，你也許不會相信經常有人到這裡來。
我們又開始上嶺了。這裡的山嶺沒有砌臺階。一條猩紅色的土路斜斜地垂掛下來。爬坡比剛才吃力多了，我們得時刻保持前傾的姿勢，以免仰面跌倒。大姐喘著粗氣說：
“我們爸爸的命，也許是世上最苦的……”
“姑姑一定也很苦。”我說。
“爸爸七歲時死了娘，十三歲時死了爹——也就是我們的爺爺。爺爺是得天花死的。爺爺下葬的時候，六月的太陽很猛。爸爸戴著一頂破斗笠，一個人揹著爺爺去山上的墓地。街坊鄰居看爸爸走過來就把門‘砰’的一聲關上——天花是要傳染的。
“爺爺死了以後，爸爸的弟弟和妹妹過繼給了爺爺的一個兄弟（也就是爸爸的叔叔，我們叫他叔爺）。過了幾年，叔爺也死了，是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