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火車上和梁思成相遇長談過一次。所謂假託的話不會是虛言，也正是創作的一種方法。一廂情願索引本事的研究者，忽略了此詩寫作時間是在徐志摩飛去的第二年夏天。斯人已逝，詩裡如何能一再說“你仍要儲存著那真！”、“你問黑夜要回那一句話——你仍得相信”。有種說法，認為“述事”是林徽因詩歌的一大特徵，是它高出那些只是抒情寫景的作品的原因所在，“將林詩裡所述之事分析出來，理解因此而深下去並且清晰了”。（蘭棣之：《林徽因的文學成就與文學史地位》）假如作索引派讀林徽因詩歌，恐怕會越讀越糊塗的。即使索引得好像是一清二楚，那蘊涵普遍意義的情愫受了侷限，降為個別經歷的感受，勢必影響品位林詩的想象空間。
退而言之，即使有所指的愛情詩篇，並非均為徐志摩而寫。某些篇什，硬要索引也當索引給其他男性，如寫於一九三三年歲末的《憶》，倒像寫給金嶽霖，去年他倆剛剛確鑿無疑地相愛過一回；《城樓上》像是給梁思成。憑什麼說“沒有任何一首是寫她與丈夫梁思成之間的愛情故事的”？其費解的理由是“丈夫又不大有時間讀詩”。（見蘭棣之文）
持偏見的這位研究者把林徽因詩作內容簡單地歸納為一個“核”，這“核”便是寫她“在愛情中的體驗和成長，從而探索愛情在生命中的意義，詩在人生中的地位。”研究者的本意在充分評價林徽因詩歌的成就，結果卻將枝葉扶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