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員和反間諜人員的聲望都很高。
如果不研究世界情報機關的爭鬥活動，就很難理解19～20世紀的戰爭史以及最近一百年來所有的國際衝突。在今天，如果沒有情報機關的努力工作，就很難保持世界性大國及主要地區性大國間的和平。有關情報和間諜人員充滿衝突和浪漫的故事，成就了許多小說和電影，其中包括根據瓦季姆·科熱夫尼科夫的同名小說改編的4部系列電影《盾與劍》。普京本人後來承認，這部電影對他的未來人生和職業選擇都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
這部電影在蘇聯上演的時間是1968年，那時，普京正是一名中學九年級學生。那部最著名的間諜題材連續劇《春天的十七個瞬間》在1973年被搬上了電視螢幕，而當弗拉基米爾·普京看這部片子時，他已經在國立列寧格勒大學法律系四年級學習了。在俄羅斯今天的電視螢幕上，這一電視連續劇每年還要再播上一到兩次。儘管尤里·博戈莫洛夫在《訊息報》猛烈抨擊這部關於施蒂爾利茨偵探故事的電視劇，認為它滑稽地抄襲自己的作品，但俄羅斯民眾對此並不加以理會，仍舊像以前那樣興致勃勃、一本正經地收看。幾乎所有電視連續劇——無論是神話還是幻想小說，都是一些構思粗糙的、憑空想像的作品，但這卻並不影響它對某種社會意識的形成所起的作用。1999年底，當俄羅斯民眾回答民意測驗 “您認為，哪一位電影主人公能夠成為俄羅斯的總統？”的問題時，彼得大帝名列榜首，而居於次席的則正是那個施蒂爾利茨。
各國對情報官員的培養都十分精心。在蘇聯，情報官員大致要接受過兩門學科的高等教育，流利地掌握一門外語（普京精通德語）。“去德國”工作，普京應當在最細微之處瞭解兩個德國的生活和特點。
職業情報人員要學會在孤身一人的情況下完成工作，在任何環境下都讓自己感到自然和隨意，不能讓自己表現得卓爾不群，同時保證能夠控制自己的言談舉止並監督周圍人。職業情報員不僅應當聰明，而且還要非常值得信賴。難怪有這麼一句俗語：“這個人啊可以去情報部門工作。”要成為一名職業情報員，就不應當愛慕虛榮，也不能一心想出名，取得成就往往也是秘密的、隱姓埋名的。他的真實姓名可能長期隱藏在各種各樣化名的背後。甚至就連位於亞辛涅沃的專業對外情報博物館中，一些最傑出的蘇聯和俄羅斯情報人員的名字也只是在他們死後多年才被允許出現。
個性謙遜——這是一名情報員所必須具備的盾牌；健康的體魄——這是情報職業的必要組成部分；此外還應當培養良好的應激反應能力，並不時對形勢進行監督。可以設想，與檢察官和偵查人員相比，職業情報人員更能以另外一種態度對待人的缺陷甚至是惡習——當然，他們不是自己人。結果是，這些職業情報人員在招募諜報員時少費了許多功夫，而沒有招募到諜報員的情報人員根本就不稱職。
總統事務局和總統辦公廳以及聖彼得堡市政府的名聲都並不怎麼好。但無論是作為總統事務局局長、總統辦公廳副主任，還是聖彼得堡市第一副市長，弗拉基米爾·普京都留下了好名聲。他從受賄分子緊盯的機構中做到了全身而退，經受住了誘惑的考驗，並學到了許多有益的知識。“以前那個契卡工作人員不復存在了。”普京在一次與記者的座談中如是說。
在自己的那本2000年慕尼黑出版的新書《弗拉基米爾·普京：克里姆林宮的“德國人”》中，亞歷山大·拉爾認為，要撩開普京作為情報員在德國方向活動幕帳內的秘密非常困難。亞·拉爾在這一方面所取得的成績並不明顯，僅限於對普京略顯寒酸的住所的描繪。當時，普京將家安在德累斯頓市拉德別爾格爾斯特拉斯街11號刻板的拼裝樓房三層的一套小公寓裡。在閒暇時間裡，普京閱讀席勒和歌德作品的原著，他還是德累斯頓垂釣愛好者協會成員。當年蘇聯情報員所喜愛的、經常點啤酒和烤香腸的小啤酒館對於現在每一位參觀“普京之角”的旅遊者來說都是必備之選。我不認為尋找出一些用來證明普京在情報機關所執行任務、性質的具體證據會有什麼意義。一位曾經與普京在列寧格勒一起共事過的情報機關前工作人員對《共青團真理報》記者說：“普京所從事的那部分工作，是情報機關中責任最為重大、最為危急的工作之一。他就是要‘塑造’出一批基姆·菲爾比這類人。” 這意味著，普京不僅從事情報蒐集業務，而且還負責諜報人員的招募工作。在列寧格勒，這些被招募者可能是一些遊客、大學生、聯邦德國的大實業家、記者等。在德累斯頓，他的物件首當其衝是那些夢想移居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