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字句，鹹中綮肯，人皆爭誦焉。”據此，《金瓶梅》滿文字譯者為和素。和素，字存齋，滿洲鑲黃旗人，累官內閣侍讀學士。《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七十五載：“《琴譜合璧》十八卷，和素撰，取明楊掄《太古遺音》，譯以國書，使明人舊籍轉賴此帙以永傳，是亦操縵家待創之制，為古所未有者矣。”《金瓶梅》滿文字譯者又有徐元夢說（葉德均《戲曲小說叢考》引《批本隨園詩話》）。徐元夢，字善長，一字蝶園，姓舒穆祿氏，滿洲正白旗人，累官禮部侍郎、太子少保。中年後精研學理，歷事三朝，在官六十餘年，以直言下獄者再。康熙癸丑（十二年，1673）進士（見錢儀《碑集傳》卷二十二）。到《金瓶梅》滿文字序刻的康熙四十七年，徐元夢已是垂暮之年，恐無力譯此鉅著。其精研理學的興趣，與譯序《金瓶梅》的作為、讚賞《金瓶梅》的觀點也不符合。《金瓶梅》滿文譯本序刻，是滿漢文化交融的一大壯舉，是清代前期，滿族統治者重視汲取漢族文化，確認通俗小說的價值，實行汲取先進文化政策的結果，而決不是滿漢文人和素的“遊戲”之作。康熙二十六年（1687）有對下層禁“淫詞小說”的聖訓；在上層翻譯刊刻《金瓶梅》這樣一項重要文化工作，不可能不得到官方的批准與支援。鈍宧《小三吾亭隨筆》雲：“往年於廠肆見有《金瓶梅》，全用滿文，惟人名則旁註漢字。後為日本人以四十金購去。賈人謂是內府刻本。……此或當時遊戲出之，未必奉敕也。”（《國粹學報》第七年第七十五期，1911年）鈍宧“遊戲”之見，不足取，所記日人購去的滿文字，不知是否為澤田瑞穗氏《要覽》著錄之天理圖書館藏本？（二）和素的《金瓶梅》評論明末清初，有十幾種批評文字，對《金瓶梅》各自從不同角度作了肯定評價。較早的東吳弄珠客序（1617）、謝肇淛《金瓶梅跋》。得月樓刻本《繡像平妖傳敘》（楚黃張無咎述，約1620年），則更把四部長篇進行比較研究，把《金瓶梅》與《水滸》視為一類，而《金瓶梅》“另闢幽蹊，曲中雅奏”，“可謂奇書”。清初，西湖釣史《續金瓶梅集序》，推《水滸》、《西遊》、《金瓶梅》為三大奇書，並稱《金瓶梅》為“言情之書”。李漁《三國志演義序》說：“嘗聞吳郡馮子猶賞稱宇內四大奇書，曰《三國》、《水滸》、《西遊》及《金瓶梅》四種。餘亦喜其賞稱為近是。”把《金瓶梅》與其他三部長篇並舉為四大奇書。這一觀點，為清初文人所接受。宋起鳳《稗說》把《金瓶梅》推為“晚代第一種文字”。這種觀點發展到康熙三十四年（1695），張竹坡評點《金瓶梅》時，則直接把《金瓶梅》定名為《第一奇書》，肯定《金瓶梅》的寫實成就，給這部鉅著以更高的歷史地位。和素在張評本刊刻十二年後，以張竹坡評本為底本，刪去評語，譯成滿文。他在滿文《金瓶梅序》中，繼承、吸收了前輩文人對《金瓶梅》的批評成果，稱《三國演義》、《水滸》、《西遊記》、《金瓶梅》為四大奇書，並認為《金瓶梅》寫平常的人物，如市井之夫妻、商賈、妓女、優人、和尚、道士、姑子、拉麻、命相士等，敘述詳盡，栩栩如生，為四奇書中之佼佼者。他把前人“另闢幽蹊”的評論具體化了。古代小說批評到明代後期，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李贄提出童心說，為小說創作開闢了道路，同時他又提出宇宙五大部文章之說（漢有司馬子長《史記》、唐有杜子美集、宋有蘇子瞻集、元有施耐庵《水滸傳》、明有李獻吉集）。清初金聖嘆又提出六才子書之說。他們都是把小說提到和正宗文學《史記》、杜詩同等地位。馮夢龍、張竹坡、和素則更進了一步，以獨立的小說觀念看待小說。馮夢龍《古今小說序》把小說發展史分為五個時期，確立了獨立的小說史觀念。他說：“史統散而小說興。始乎周季，盛於唐，而寢淫於宋。”發展到《三國志演義》、《水滸》、《平妖》諸傳，“遂成巨觀”。張竹坡與和素就是繼承馮夢龍的小說史觀與四大奇書之說，把《金瓶梅》提高到小說史的最高地位的。和素在翻譯《金瓶梅》的同時，研閱了不少漢文古代小說，他對古代小說在內容上給了概括說明：“揚善懲惡，以結禍福；或娛心逞才，以著詩文；或明理言性，以喻他物；或褒正疾邪，以斷忠奸。雖屬稗官，然無不備善。”關於《金瓶梅》，他提出的“凡一百回為一百戒”的觀點，是研閱全書後得出的。
滿文譯本（2）
（三）《金瓶梅》作者盧柟說《金瓶梅》在明末清初，得到眾多作家文人的讚賞。在明末，已知約有三十多位文士與此書傳抄、寫定、評點、刊刻、題序、批評等直接或間接有關。在清初約有十幾位文士與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