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庸，改變了男尊女卑、男動女靜、地為天用的正統意識。第三，薛敖曹在服務於武氏時，是民與君交，懷有恐懼、痛苦。薛敖曹逃出宮廷，流落民間，最後皈依了道家哲學，無慾而安。由崇性縱慾又走向禁慾。第四，《如意君傳》產生在《金瓶梅》之前，在以上各方面都對《金瓶梅》創作產生了深刻影響。《如意君傳》把性寫得既快樂又痛苦，把性與政治、國事聯絡，不是孤立地單純地寫性。人的性行為具有社會、文化的屬性，人的自然屬性、直接的自然的關係不可能與社會屬性、社會關係分開。《如意君傳》把人的性行為聯絡社會性描寫，寫得複雜多面。《金瓶梅》能把性與西門慶家庭、晚明社會聯絡起來描寫，應該說《如意君傳》已給提供了先例，開闢了道路。晚明萬曆至崇禎是小說高度繁榮發展時期，現存《金瓶梅詞話》刊刻於萬曆四十五年（1617），多數學者認為《金瓶梅詞話》產生在嘉靖
①《東西晉演義》雉衡山人序謂《痴婆子傳》“當與《三國演義》並傳，非若《水滸傳》之指摘朝綱，《金瓶梅》之借事含諷，《痴婆子》之痴裡撒奸也。”雉衡山人為楊爾曾號，是萬曆年間活躍於杭州的編書刻書家。《東西晉演義》今傳有刊於萬曆四十年（1612）周氏大業堂本。可知《痴婆子傳》之作當早於萬曆四十年。末至萬曆初，《痴婆子傳》即產生在萬曆年間，正逢小說繁榮期，也正逢鉅著《金瓶梅詞話》傳抄刊刻年代。《痴婆子傳》當早於萬曆四十年（1612）
。小說開頭稱有筇客者訪問一位發白齒落而丰韻猶存的七十老媼，媼即將一生的性經歷性生活的不幸遭遇作了痛苦的回憶，進行了詳細地述說。老媼上官阿娜從少女懷春到出嫁封建世家欒家為妻，先被奴僕大徒、伯克奢奸，後又被公公欒翁奸，被寺僧如海及其師姦汙。阿娜在男權社會的困境中，成為性榨取的物件，被劫被挾被脅迫。《痴婆子傳》塑造的痴婆阿娜是一位被汙辱被損害的女性形象。小說也描寫了阿娜對費生、盈郎的偷情。本能慾望得不到合理的實現，不得已作性壓抑的變態宣洩，也是向男權社會的一種報復。小說作者懷著憤慨之情寫阿娜的體驗與感受，敘述中充滿了一個女人用一生苦難沉積成的憤怒與仇恨。《痴婆子傳》對少女懷春的心理作了細緻而真實地描寫，肯定人的本能慾望的自然性、純真合理性。小說的描寫啟示做父母者：對少男少女的青春萌動的慾望只能引導，不能迴避、堵塞與壓抑。阿娜年少之時，喜讀《詩經》，父母廢淫風不使誦讀。阿娜只好偷讀。但對於情詩所寫男女相悅之詞，仍覺不可理解，只好向北鄰少婦請教。少婦先向阿娜解說男女在生理上的不同。但阿娜對男女為什麼相悅仍感不解。少婦進一步解釋說明男女交接的自然性。阿娜受這種思想的啟蒙而產生了與表弟慧敏偷嚐禁果的慾念。這種萌動是自然的純真的。阿娜進入封建家庭之後，在越軌縱慾的環境中，被迫陷入性迷狂，實際上成為了這個封建家庭中的娼妓。最後，阿娜與塾師谷德音產生了愛情，赤誠相愛。真正的愛情為封建禮教所不容，谷德音被鞭打，阿娜被趕出欒家。小說最後寫道：“上官氏歷十二夫而終以谷德音敗事，蓋以情有獨鍾，故遭眾忌。”封建家庭中允許越軌縱慾，而不容阿娜的真正愛情。阿娜形象和《金瓶梅》中的潘金蓮一樣，在封建社會殘酷禁慾——越軌縱慾的困境中，人性被扭曲。兩部作品寫出了自在狀態存在的真實的女人。今天的讀者覺得她們並不可愛，但作者對她們悲劇命運的真實描寫，足可令人震撼。在藝術上，《痴婆子傳》是有獨創性的。它在語言風格上文約事豐、言近旨遠、蘊藉含蓄，極富有傳統史傳作品的美學風貌。最具有獨
創性的是女性視角、採用第一人稱限制敘事方式、敘述倒裝手法，這三者結合，在古典小說中是一種創造，特別值得我們加以珍視與研究。陳平原著《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指出：“作為故事的記錄者與新世界的觀察者而出現的‘我’，在中國古代文言小說中並不罕見。中國古代小說缺的是由‘我’講述‘我’自己的故事，而這正是第一人稱敘事的關鍵及其魅力所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77頁）他還指出，中國讀者不習慣第一人稱敘事方法，並把倒裝敘述手法，“從一開始就被認定為西洋小說手法”。由此可見，《痴婆子傳》的敘事藝術成就，超前地具有了現代小說藝術的特點，更具有震撼人心的藝術魅力。《痴婆子傳》作者為何人，尚不得而知，作者是男性還是女性，更待考證。作者對女性心理的細緻刻畫、對性慾求的深層探索，可與《金瓶梅》作者蘭陵笑笑生相比肩。《素娥篇》當刊印在萬曆四十年（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