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去。可是，不久後，郁達夫和胡愈之等人所在的小島陸續從新加坡逃來約一二百難民。其中有僑領和富商，也有教育界新聞界人士。因此，引起了昭南島（新加坡被日軍佔領後，被改名為“昭南島”）日軍的注意，並於1942年4月間命令李玉榮、王鐵漢前來“邀請”一些僑領回昭南島去，而被“邀”回去的李振殿、劉武丹、周炳炎、顏世芳等4人，都被拘禁在警察署，遭刑審毒打，折磨了40天后才被保釋出來。由此一來，郁達夫和胡愈之等人意識到應儘快離開，否則凶多吉少，並決意到蘇門答臘大陸去。他們6個人仍是分兩批，去蘇門答臘西部的帕乾巴魯。郁達夫和王紀元是第一批，乘坐由陳仲培代僱的船前往，作開路先鋒，約定到達後再通知胡愈之等4人前去。不料，王紀元在中途生病，暫留在一個小市鎮上（兩星期病癒後，才趕去），只好由郁達夫一個人跟著一位商人坐了小船繼續前進。經過三晝夜的航行，郁達夫於4月下旬到達帕乾巴魯。到了帕乾巴魯後，郁達夫拜會了當地的僑長，但受到冷遇，只好立即搭乘公共汽車前往巴爺公務。在前往巴爺公務途中，發生了一件很意外的事情。有一輛日本軍車，突然堵住郁達夫搭乘的公共汽車。接著，從軍車上跳下幾個日本軍官，用日語叫嚷著。公共汽車上的大都是印尼人，以為日軍要他們乘坐他們的汽車，非常恐慌，紛紛離車逃走。但郁達夫聽得懂日本話，知道他們打聽去帕乾巴魯的路程。他就用日本話答覆了日本軍官。日本軍官聽到郁達夫用流利的日語作了明確回答，非常高興，舉手敬禮道謝後，就開車走了。由此一來，全車的印尼人，以為這個穿著藍布的工人服裝的他，競會講日本話，一語打發走了日本軍官，且受日軍尊敬，便斷定他一定是日本間諜。到達巴爺公務後，司機很客氣地將郁達夫送進一家廣東華僑開設的海天旅館，並偷偷對旅館主人說他是日本間諜。當郁達夫在旅客登記薄上寫上“趙廉”的名字以後，便很快在人口只有萬餘人的巴爺公務，盛傳著有一個名叫趙廉的日本間諜，冒充華人，來到巴爺公務調查華人情況。於是，郁達夫一時處境頗為困難。當他去拜訪僑領時被敬而遠之，一般華人更是一見到他便立即躲開。但他卻不知道此中原因，反而以為那裡的華僑缺乏同情心，不肯幫助他。有一天，鬱達失拜訪當地僑長蔡承達，託他代找一個屋子。他來到時，剛好有一個從武吉丁宜（巴爺公務當時還沒有駐紮日軍，只是30餘公里外的武吉丁宜有日本機關和憲兵部隊）來的日本憲兵在那裡交涉事情。蔡承達聽不懂日本話，就要郁達夫做臨時翻譯。於是，武吉丁宜的日本憲兵部，便知道巴爺公務有一個華僑趙廉精通日語。從此之後，郁達夫的處境便愈來愈艱難了。
郁達夫被那位日本憲兵發現精通日語後不久，武吉丁宜憲兵分隊長便親自來到巴爺公務，要帶他去憲兵部充任通譯。因為當時蘇島日軍和憲兵部沒有人懂當地語言，急需郁達夫這樣的人做譯員。面對這突然而來的情況，郁達夫顯得並不慌張，以冷靜的態度表示自己是做生意的，不能把生意事務丟棄。但是那憲兵隊長卻說，這是軍令，一定要服從。這時郁達夫知道不管怎麼說也是無用的了，否則會馬上沒有命的。因而，他只好被那憲兵隊長帶去武吉丁宜。進了憲兵部這一魔窟後，郁達夫裝作是一個有錢的商人，不懂與政治有關的事，只答應暫時幫忙翻譯，不收受憲兵部的薪金。在被迫擔任通譯後，他想方設法與敵人周旋，努力儲存自己，不做有利於侵略者而有害於人民群眾的事情。當時，日本憲兵經常抓到有嫌疑的印尼人來審問。因為憲兵完全不懂馬來話，審問時都要郁達夫作翻譯。他便把印尼人所供的罪證減輕，因此使不少被捕的印尼人獲得釋放。有時，他獲悉有華僑被暗探告密後，就立即通知當事人注意。發現有被拘禁的華僑時，他更是暗中營救他們出來。所以，在他開始任通譯的二三個月內，沒有一個華僑遭受憲兵殺害。郁達夫當時利用自己任通譯的方便，暗中保護愛國華僑的做法是大膽而又巧妙的。譬如，據胡愈之在《郁達夫的流亡和失蹤》中說，當郁達夫進憲兵部不久，就有棉蘭某大僑領的兒子帶了四五個華僑，奉棉蘭日本憲兵部的命令緝拿華僑抗日領袖陳嘉庚及其黨羽，來武吉丁宜憲兵隊請求協助。他們不懂日語，郁達夫翻譯時故意添上了使日本人不高興的話。憲兵就把他們痛罵一頓，遣送回去。臨走時，郁達夫對他們說：“你們忘記了自己是中國人嗎？中國人為什麼要捉中國人？快滾回去，以後不許。”他們這夥漢奸敗類以為郁達夫是日本憲兵，只好連聲答應著“是，是”，垂頭喪氣地走了。又如，郁達夫還經常勸說當地的華僑不要鬧宗派，不要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