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扣在了張秉坤的頭上，順勢還使勁兒再往下狠狠地摁了一下。張秉坤立即疼得禁不住又慘叫了一聲：“哎喲媽呀疼死咧！”鮮血馬上就從他的頭上一直流到了臉上，吧嗒、吧嗒地還順著下巴直往下滴——他一瞬間就被折騰得面目全非了。
是什麼原因導致他一戴上這頂高帽子就這樣痛苦呢？人們當然不言自知，不過誰都知道，這事只能意會，不可言傳，要不然就會被革委會的造反派們給你也弄頂階級路線不清的帽子，戴在頭上，讓你永遠摘不下來。要說張秉坤沒運氣，其實因他在臺下栽倒的那幾個黑幫分子也沒有一個幸運的，他們個個都輕重不同地也被摔得鼻青臉腫，頭破血流。這時候，又見臺上有兩個彪悍無比的紅衛兵走到張秉坤跟前，怒目圓睜，一人抓住張秉坤的一條胳膊，毫不留情地猛朝後一擰，氣勢無比的雄壯。當然伴隨而來的就是張秉坤的又一聲撕肝裂膽的慘叫。
在臺下站著的牛德草親眼目睹著這一場景，早已嚇破了膽。他不僅心已經在禁不住怦怦怦地直跳，而且兩股還哆哆哆地在發抖，上下牙關也不住地在一塊兒嗒嗒嗒地磕碰，可能都已有點兒嚇破膽了吧。他再也無心去聽主席臺上發言批判的那些人都在講說些什麼了，而只是小心翼翼地向站在他身旁的吉生打聽起有關張秉坤的情況來：“吉生叔，你認識張秉坤這人不？我怎麼看著他年齡似乎還輕輕的，不怎麼大呀？四九年臨解放時不會有十八歲吧，按政策規定是不夠補定為地主‘分子’的呀？”“嗨，他這人和我們經常在一塊兒唱戲呢，熟得很。他的什麼我不知道？”吉生自恃得意，有點兒賣弄地說，“他屬雞的，今年最多不過二十三四歲，一點點兒娃唄。”吉生的話說得漫不經心，可牛德草聽了他的話卻心情無比沉重，不解地問他說：“那麼國家有關政策不是規定得清清楚楚的嗎？說是在1949年全國解放時年齡不滿十八週歲的人是不能被定為地主或者富農分子的嗎？”“看你說的——真真是個書呆子，文化革命是場運動，你知道不？革命是暴烈行動，這運動一來，就跟刮暴風一樣，橫掃一切！誰還管你什麼政策不政策的事呢？”吉生仍然是大不咧咧地說，“再說了，現在這事情能有什麼樣兒？還不是人家造反派說了算？人家說啥就是啥，說你王八你就是鱉。誰敢說不是？你不聽聽那些造反派們成天吊在嘴上所喊的那些口號？‘誰反對就砸爛誰的狗頭！’世上能有幾個像咱們村牛百順那樣死活不怕的二百五？你呀，一天光知道抱著本書看，擀麵杖吹火——一竅不通！”
“哎呀我的天哪！那麼這該咋辦呀麼？”牛德草一聽吉生這話，似乎覺著都天旋地轉了起來，好像目時在自己的頭頂上，時刻都懸著一塊遮天蔽日的大磐石，它隨時都有可能掉了下來，砸住自己，把自己砸成肉泥。“這咋辦呀？自己廟東村——不，立新大隊革委會的王黑熊主任正在眼睛時刻盯著自己，找自己的岔子呢。萬一他也把自己也像張秉坤那樣……”牛德草至此不敢再繼續往下想了，他的精神都快要被這高壓政治給壓崩潰了。他似乎覺著自己已經被淹沒在一片紅色的汪洋大海中，拼命在掙扎著，呼救著；又似乎覺著自己被一根無形的繩子捆著吊在了萬丈深淵裡，四周什麼都抓不住。他使勁揮動著手腳，竭力想攀住個什麼東西，哪怕是一根枯藤或者是一棵乾草，但他的周圍眼下什麼東西都沒有——他的一切努力都無濟於事。……他一時怕極了，自從父親過世以後，自己就是父親唯一的法定繼承人，父親在世將要承受而還沒來得及承受的那些文化革命對他的懲罰，現在根據張秉坤的事情看來，隨時都有可能理所當然地朝著自己而來，讓自己承受——上中農子女，漏劃地主狗崽子，從自己在學校裡上學唸書，到回到廟東村返鄉勞動、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一直至今，周圍的人誰不是用這樣發著綠色的眼光在看著自己？他自己以前在學校裡的那種高才生、班長、學生會副主席等令人羨慕的殊榮，現在早已煙消雲散，化為子虛烏有，再也沒人以此為意了。他遲早在街上走路，現在也都能清楚地覺察到，從來沒有人正眼看他，他也從來就不敢抬起頭來看別人。他天生的那執拗孤傲性格，又使得他一般也不願意主動去和誰打招呼，唯恐以此導致平白無故地遭人白眼。實不知，他這人的內心很自卑，他之所以這樣做，只不過是在可憐地以他的這種表面上的執拗、孤傲作為精神武器，來竭力捍衛自己那一丁點兒意念上想保住的人格尊嚴罷。
至於這會兒批判會還都在繼續進行些什麼，牛德草已經全然無心去關注了。他只是站在那兒端端的，一動不動，十足是根插在地上的木橛子，心裡只是在雲天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