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持有的國債，不行，如果我不快點賣掉，每天都在損失幾千萬美金。在整個東南亞金融危機期間，我們實際賺了很多錢去彌補我們因為市值蒸發和在亞洲投資而造成的損失，但不是大家比較公認的沽空貨幣、股指，那是對沖基金的事情，做為一家投行，我們主要選擇對國際期貨進行操作，這是我們比較擅長的領域，我們大約拿出了一百多億美金去沽空黃金的長期合同，在石油、鋼鐵、鐵礦石等長期合同上，我們也在大筆的沽空，而我們此前持有的期貨合同都在迅速清倉。簡單的，投行也好，銀行和對沖基金也罷，我們都要對股東負責，我們不能因為危機虧損，即使有虧損，我們也必須儘快減少損失。”
首都日報的記者繼續問道：“那是否可以國際投行也是亞洲金融危機的主要締造者和參與者？”
楊少宗道：“們不能要求一家企業去承擔政府的責任和過失，我覺得的提問有點過於道德主義，假如是一家投行的高管，會怎麼做？我之所以要這些，是希望大家能夠正確的認識這一次的危機，國際資本正在快速的遠離亞洲市場，這才是我們應該擔心的長遠問題。”
這個時候，姜海也覺得他所熟悉的這個首都日報的記者很不靠譜，當即重新換了一個記者，由中國經濟週刊的記者起來重新提問。
中國經濟週刊的記者是一個比較年輕的女性，她站起來後問道：“楊委員，就您個人來看，東南亞國家目前更應該採取哪些措施才能恢復國際資本市場對他們的信任，避免金融危機的進一步擴大？”
楊少宗道：“這個問題問的很好，也是我想重點回答的問題。就我個人來看，首先是各國的金融市場要進一步開放，但同時要控制開放的尺度，可以讓外資銀行介入更多的經營，增加國際資本的流入，同時也要暫時中止類似外匯槓桿之類的操作。就我個人而言，東南亞國家，特別是印尼、馬來西亞，他們必須做出更大的改革，保證廉潔的政治環境和平等商業發展機會，增加國際資本介入基礎設施的投資空間，建立有效的金融秩序，確保自身匯率的穩定。如果他們做不到，我覺得在未來十年內，國際資本很難會回流。”
中國經濟週刊的女記者繼續問道：“您這場危機最終只有三個獲益者，特別是中國，您對中國未來的經濟政策有什麼樣的建議，對中國未來的發展前景又有什麼樣的判斷？”
楊少宗道：“這個問題，我也和中央國務院做過了一個完整的彙報。我個人的建議是學習新加坡進一步加大國有資本的改革，實現真正意義上的企業分離；第二，做好金融改革工作，允許外資介入，同時鼓勵國內銀行和金融機構在外發展，相互相容，更好的引入高質量和長期穩定的國際資本；第三，給予外資企業一定的優惠，但要做好外資、民營、國有控股之間的平衡，特別是要重視民營資本的發展和鼓勵；第四，建立更開放、更廉潔、更高效的政府和市場機制，對市場的干預要少，但要恰到好處，對於重要產業暫時不適合對外開放的，首先要實現國有資本和民營資本的平等，比如我們近期正在推進石油、電信、航空等領域的經營牌照開放制度，這就會給其他企業更多的機會共同發展；第五，重視高等教育和高等職業技術教育，要將高技術製造業和高技術產業做為發展的重點；第六，要堅持一個長期穩定發展的原則，不能忽視對地產行業的控制，地產業一旦脫離了控制，價格飛漲，老百姓就買不起房，就會和泰國一樣，房價很高，gdp很高，一半的房子賣不出去，而且將大量社會資金和國際資本從高技術產業吸引過去，導致國家工業基礎產業無法良性的發展。這是我個人的一些建議，如果我們未來能夠做好這些改革，我相信，大概在二十年內，中國的gdp總量將會超過日本和德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的經濟體。”
聽到這番話，中國的記者都是一陣歡欣，中國經濟週刊的女記者也很高興的繼續問道：“那您覺得中國經濟什麼時候能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的經濟體？”
楊少宗稍微沉默了一段時間，道：“理論上來有很大的可能性，但在實際的發展過程中，我們大約在30年後，也就是最接近美國的那個階段可能出現日本目前的情況，那就是人口老齡化。屆時，我們大約會有六到七億的老齡人，青壯年的勞動力資源下降，這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我還在做這方面的預測性研究。”
他這番話又讓大家一陣擔心，中國經濟週刊的女記者忍不住追問道：“美國是否也會有類似的問題？”
楊少宗簡單的答道：“美國完全沒有這方面的因素，美國的人口比例一直很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