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環，一處咖啡廳內。
“BOSS，我在英國的時候制定了一套經理人公司的規劃，這是規劃書您過目。”
說完，利脫將帶來的資料夾放到了桌上，推到了霍耀文的跟前。
正在喝咖啡的霍耀文，聽到利脫的話，不由眉毛一挑，沒想到他居然對經理人公司這麼的上心。
拿起規劃書，翻開第一頁，上面就寫道：“亞洲圖書市場和歐洲圖書市場分析。”
規劃書的內容很多，霍耀文慢慢的一頁一頁的翻開起來。
坐在對面的利脫也不著急，喝著咖啡靜等著BOSS看完。
這份規劃書寫的很詳細，不過大部分都是對歐洲各國市場的分析，亞洲目前只有香港、臺灣和日本……
大約十幾分鍾過去，看了小部分的霍耀文把規劃書合了起來放到了一邊，好奇的看著利脫道：“上面寫的很詳細，不像是你回英國的這大半個月就能做好的。”
利脫聳聳肩說：“不錯，我很早之前就有想開書商經理人公司的想法了，只是一直沒有太多的啟動資金。”
霍耀文沉思道：“歐洲那邊我不清楚，但是在亞洲，在香港，想要成立書商經理人公司不是那麼輕鬆的事情。”
從50年代開始，香港市民的娛樂方式，除了電影戲曲之外，最多的應該就是看書了，這也促成了大量的作家誕生，每年香港出版的各種書籍就有上千本，這還不包括在雜誌週刊，或者報紙上寫稿的作家。
如果一旦成立書商經理人公司，為作家打理寫的書籍版權，首當其衝的，就是要面對那些出版公司和各大報館的壓力。
沒有那個出版公司或者報館，會想要去跟專業的書商經理人去談價格，因為這樣很容易陷入被動。
作家或許會念在情分上，在稿費或者分成上，有一定程度的降低，這也是為什麼金鏞壓他們報館作家的稿費，無往而不利。
可換成了專業的書商經理人，分毫不讓，就很容易陷入僵持狀態。
這就是中國人情社會跟歐美利益社會的不同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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