慘劇。天災人禍，小民無生路可尋，加之官員貪汙，苛捐雜稅，橫徵暴斂，只能走一條路：造反！
同時，明朝發展到晚期，土地高度集中，宗室、勳戚、官紳地主對土地的兼併愈演愈烈，貧者益貧，富者益富，社會的兩極分化達至驚人地步。而自嘉靖帝（世宗）開始“竭天下之財以奉一人”，萬曆帝（神宗）變本加厲，天啟帝（熹宗）有樣學樣，明朝財政面臨崩潰的境地，只得透過不斷加派賦稅來榨取民財。各級官吏巧取豪奪，竭澤而漁。由於農民紛紛拋荒逃散，造成水利失修，河患日甚，惡性迴圈下，天災人禍不絕。軍制方面，更是法久弊生，軍屯、商屯均有名無實，士兵被拖欠軍餉，已經沒有什麼戰鬥力。諸大將除身邊親兵可用外，基本上沒有可信得過兵校。軍紀敗壞，索餉譁變，幾乎成為明末軍隊中的“主旋律”。
早期的農民暴動，無非是一群想找口飯吃的烏合之眾，無組織、無紀律，無任何明確目標，看似成千上萬，實際上是一大幫拖家帶口的饑民流民，明朝正規官軍如果認真加以對付，這些人馬上就會作鳥獸散。而且，領導暴動叛亂的人中，不少是當地土豪世家子弟或者是明朝邊軍的中下級軍官，為避免事發後暴露身份連累親族，他們紛紛自起諢名綽號。農民戰爭發展到中晚期，聲勢漸熾，首領們紛紛以本來姓名示人，“綽號”使用越來越少。
明末農民暴動，最早當推崇禎元年延安的府谷人王喜胤（澄城縣的造反規模太小，忽略不計），因當地大饑荒，他率楊六、“不沾泥”等人四處掠搶富民家裡糧食，“相聚成盜”。與白水縣王二會合後，這夥人已有五六千人的規模，他們攻破宜君縣城，大肆搶劫一番，竄入延安一帶的黃龍山。後來的“大西王”張獻忠，就是首先加入王嘉胤的隊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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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明半滅大明朝（3）
張獻忠本人是延安衛人，年輕時可能在延安府當過捕役，也可能當過邊兵，在榆林衛的洪承疇手下賣過力（這是他1645年在成都當“皇帝”後自吹自擂，不一定是真），但肯定的是，此人絕非一般因飢而反的順民，應該是在衙門或軍門裡混過的有不少入世經驗的老油子。由於在與官軍作戰中勇敢能殺，他自己很快有了一支武裝，自號“西營八大王”，所以，相比李自成，張獻忠絕對是“革命”老前輩。
至於李自成，雖然多年來一直說他是“農民領袖”，其實他本人並非農民，而是一個下崗驛卒，是有鐵飯碗吃官家飯的“城裡人”。他生於米脂，小名黃娃子，成年後到圁川驛（銀川驛）充當驛卒。
明代，十里置鋪，六十里置驛。本來，驛站制度原本為政府官員提供舟車、馬匹、伕役、郵傳方便，是很有必要的“公家”設施。隨著明朝社會的全面腐化，驛站制度日益成為不少官員謀利的工具。他們往來經過驛站時，常常敲詐勒索驛站，損公肥私。明朝驛夫、馬戶為了應付“官家”的差事，有時甚至傾家蕩產。舉例來講，大驛站一年應該供銀五萬，但實際發下來只有一至兩千，縣官自己按“倒”扣四百後，剩下的交給驛站。這一點銀子，根本不夠日常開支。即使如此，明政府內有人還打驛站的主意。
崇禎二年，給事中劉懋奏言整頓驛站。他出發點不錯，透過整頓、精簡，可以節省國家經費開支，抵消新餉。搞了一年多，裁撤數萬驛卒，共省下六十八萬兩左右的白銀——這區區六十八萬兩白銀，事後證明，恰恰成為明王朝滅亡的代價——由於裁減驛卒，李自成下崗，這位爺無奈之下，憤而參加農民軍，“奮臂大呼，九州幅裂。”所以，七品給事中的一紙奏文，在把大明朝送入歷史黑暗的深淵的程序中使勁加了一把大力。
李自成登高一呼，饑民齊集，一天就得千把人，轉掠四方。由於在政府部門做過事，他很會組織安排，十來天內就發展到數千人，往來奔竄，自號為“闖將”（關於“闖將”的名號，不少當代和明末、清朝的學者，包括姚雪垠先生在內，均認為李自成是“闖王”高迎祥手下。其實二人根本沒有關係，更不是舅甥關係。他後來的老婆高氏也和高迎祥無關。“闖王”、“闖將”皆造反諢名，是並列關係，不是從屬關係）。
饑民四處造反，府縣官員們都是一樣，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總是上報說是“饑民”餓極了惹事，認為到來年春天有活幹有糧食有指望時，事情會自動平息。可巧，老天弄人，陝西等地連年乾旱，饑荒越鬧越大，造反之人越來越多。待明朝中央政府真正正視這件事時，小打小鬧搶糧食的饑民暴動，已經發展成有規模有計劃有組織的造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