祀儀式開始時，已八點多。原本以為大陸經過“文革”，有關傳統祭祀儀式已付之闕如，令人意外的，相關祭品準備得很完備，祭禮也一板一眼，絲毫不 。我代表家人向列祖列宗靈位上香行禮之外，並宣讀親自撰寫的祭文。
隨後率家人行叄跪九叩禮，情緒頗為激動，全家在淚水中完成認祖祭禮。祭祖之後，冒著風雨前往祖母毛太夫人、曾祖母王太夫人、曾祖父肅庵公及伯祖父介卿公等先人墓前叩拜。隨後抽空到經國先生住過的“小洋房”參觀，那塊因毛太夫人慘遭日機炸死，由經國先生親筆手書的“以血洗血”四個大字的石碑，就立放在客廳，任何人都會直接感受到經國先生當時的悲憤。
走回武嶺賓館的路上，就有不少純 的民眾聚在一起很親切向我揮手，並大聲地喊：“蔣先生你好！”
媽，我這一路走得真的好辛苦！
我想到先母，應當儘快去向她祭告。
直飛桂林要到上海搭機，於是安排在上海停留一晚，並接受一百多位頗有份量的臺商朋友在波特曼飯店的賀宴。這是一場充滿情感、十分溫馨的餐會，讓我和家人深深體會到有那麼多原本沉默的大眾，會適時站出來，對我歸宗的決定以行動表示支援。那晚許多在場朋友直呼我為“蔣孝嚴”。我在致謝詞時，受到現場氣氛影響，曾數度哽咽而熱淚盈眶，難以自已。當說到每個人都可以輕易地叫自己的爸爸、爺爺，我卻要等到快六十歲，才能在公開場合說自己的父親是誰、祖父是誰，眼淚就流了出來，這種苦楚，只有孝慈可以體會，而他今天卻已不在世，終其一生，心願未了，這是何其殘忍的事。
我告訴在場的朋友，我這麼做，不期盼什麼，也沒有什麼要求，更不會寄望未來從蔣家分享到什麼，只是想單純地完成父母親的遺願，也幫助過世的孝慈和他的子女做一些事。說到這裡，我早已抽泣難言，站在臺上停頓良久
第一次到桂林掃墓，是一九九四年孝慈在北京重病，我專程南下祈求先母保佑孝慈的時候，既焦慮又悲傷。此次攜妻小從溪口前來，內心更是無比悲愴。我帶著妻小跪在親母墓前叩首，告訴母親我已前往蔣家祠堂祭拜祖先，要母親在天之靈安息。我落著淚跟先母說：“媽，我這一路走得真的好辛苦！”
方良過後才歸宗
二○○○年九月五日結束奉化溪口“認祖歸宗”實質層面之旅，返回臺北後，即著手另一法律層面的工作 身份證“父母欄”之更正。
一九四四年五月，外婆帶著我和孝慈，從江西萬安到貴州銅仁縣，去投靠當縣長的兒子章浩若和長媳紀琛，一住就是兩年。在銅仁期間，外婆和舅舅靈機一動，想出掩護我和孝慈身份的一個萬全妙法（事先並獲得經國先生的同意），就是對外宣稱：這對雙胞胎是剛從外地前來履新的縣長章浩若和夫人紀琛的兩個兒子。真是天衣無縫、無人懷疑。從此，原來的蔣姓便以章姓取代，學名從蔣孝嚴改成了章孝嚴。一九四九年來到臺灣，在新竹市報戶口時，父親欄填的便是“章浩若”，母親欄寫的是“紀琛”，這一錯就是一甲子。
一九五七年從外婆那裡知道自己本姓蔣的時候，已在高中唸書，立即聯想到自己身份證上很重要的欄別，卻是不實的登載，但也只能隨它去。有好多年，別人問到有關“章浩若”的事，我還要編造一些有的沒的故事敷衍一番，甚至唸到了大學，我還都不敢去想哪一天我一定有本事去把它更正過來，儘管一直存有這個念頭。
八十年代初期，由於我在“外交部”的工作，媒體有所報道，我的動向也逐漸開始引起外界注意，對我奇特的身世更是好奇，而私下有了議論；當我聽到這些談論，只能裝傻從不做直接回應。
有次《中國時報》駐美特派員傅建中刻意當面問我是哪一省人，說是浙江人不妥，說是江西人也不宜，我只有答覆：“我出生在廣西桂林。”一九八二年我出任“北美司司長”後，我和經國先生有血緣關係這樁事，慢慢在臺北傳開，幾乎成了半公開的 密。曾有人冒失問到“為什麼姓章？”“為什麼父親欄寫成章浩若？”等很難叄言兩語說得清楚的問題，我只能幽對方一默，跟他講：“你最好不要問，你所問的只是身份證上的兩個欄位，我老實告訴你，我身份證上所載的內容，除了‘性別’寫對以外，其他沒有一欄是正確的，你要我從哪裡說起？”
身份證的“父母欄”，的確困擾我很久，明知記載有誤，但要改正，因牽涉 圍太廣，手續又繁雜，實在不知道該從何處下手。孝慈念法律，他曾說這是一個難度極高的問題，就是經過生父認領，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