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口涼氣，我聽見他在口罩後面發音困難地但是頗為肯定地嘟囔著：“這就是SARS，SARS來了。”
我同意他的話。
4月25日5點零2分整，我們親眼目睹，SARS伸展開火紅的翅膀，如同古代印度神話中的溼婆大神，如同聖經裡的復仇天使，威風凜凜地降臨到了這個城市的上空。
誰能夠否認世間萬物之間存在著某種微妙的聯絡呢？
* * * * * *
SARS爆發之後的日子，我是在半幽閉狀態下度過的。工作基本停頓，每天在家裡上網打電話。可能是因為再沒有應酬的緣故，反正沒有事情幹，我開始不厭其煩地買來菜譜、餐具和烹呼叫品做菜吃。這樣做的另外一個原因，是城市裡的病患每天在以3位數的速度增長，大部分飯館都不營業了。
我迅速恢復了吃早飯和早睡早起的習慣，生活規律倒是越來越接近一般人所推崇的“正常”了。
這個假期開始讓人有耳目一新，四肢放鬆的感覺。但是放到第3周的時候，這種悠閒感逐漸被焦慮所取代。簡單地說就是沒有事情幹，書全部看過，DVD也是一樣，再看只會讓腦袋疼痛不已。自己做的飯菜沒滋沒味，睡覺睡的晨昏顛倒怪夢不斷，窗外孩子們的嬉戲聲在黃昏混雜著炒菜的香味和院子裡花草盛開的春日氣息傳入室內，竟然有些險惡。
焦慮感最終上升為不適，然後是對自身存在的某種懷疑。最後我終於明白，我們日常所謂的干擾、煩惱和這種焦慮感相比，簡直是小兒科。人生中不斷遭遇的意外和干擾猶如問答般必不可少，我們這個世界原來是建立在煩擾之上的，如同我們的人生建立在問答之上——人徹底不被打擾，就等同於徹底地被遺忘，這樣下去，連簡單的生活都將無法繼續。這是另外一個意義上的主樓梯和安全樓梯的概念，換言之，人確乎需要某種座標系來保證自己不曾偏離軌道。
我相信別人和我的處境差不多。對於某一類人，也就是需要用工作或者問題來填充和確認自己人生的人來說，這個強制性的悠長假期開始變得苦澀起來。
“他已經一連1個月沒有到車裡來了。”
“你肯定麼？”
“車上滿是灰塵，還落滿槐樹花槐樹花開過了，你知道麼？”
“唔，沒有注意。”
“上次和你通話說起他是什麼時候？”
“4月1日。”
“你肯定？”
“當然！”
“那，已經快1個半月了。”
“鄰居們怎麼說？”
“我跟人打聽過了，但是車主似乎是別的樓的。”
“你認為他怎樣了？是去了哪裡麼？”
“也許，最近大家不是紛紛外逃麼？”
“還有一種可能。”
“是什麼？”
“他們得了SARS。”
“那我寧可他們外逃了。”
“或者”
“或者他和什麼人私奔了。”
“唔，還是這個更好。”
我和6樓女友有一搭無一搭地閒聊。我有種感覺，無論何時給她電話，接起電話的她都是在那個可以看到車的位置上——她的頭正靠在6層樓陽臺上的窗框邊，風在吹拂頭髮，我甚至可以透過電話線感覺到她的視線，正目光灼灼穿透一切地緊盯著樓下那輛已經有1個半月沒有挪窩的半舊捷達。
坐在紙箱上想起瘋了的朋友們（5）
“繼續觀察。”
“還用你說。”
“加油。”
* * * * * *
早上，我被一個電話叫醒。
勉強爬起來後，我用手搓臉，半天才把散落在床邊的意識一點一點拾回腦袋裡。
是我那位戀上專業人士的女友，她在電話中急促地叫我的全名，這也是她的一個習慣，平常熟人之間都叫對方的呢稱和簡稱，惟有她是連名帶姓一起稱呼，每次都搞得我以為那不是在叫我，被弄得莫名緊張，如承大事。
“什麼事？”
“他根本就不存在。”
“誰？”
戀上專業人士的女友在電話裡講了足有10分鐘，在這期間我兀自在床上和地板上懵懵懂懂地拾撿自己的記憶與意識不停，然後艱難地把它們拼湊在一起。臨了，她沉默下來，我驚覺對方正在等我發言，苦惱地“唔”了一聲，以手覆額。
意識的拼圖還是沒有找全，左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