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在日益惡化著，而他的“革故鼎新”卻陷於停頓的狀態。“故”是風風火火地“革”了，可“新”是什麼？從何“鼎”起？成了當務之急。朝臣們都把目光投向司馬府邸病臥床榻的司馬光。司馬光在他生命智慧之光即將消失的最後一閃中，投出“中興社稷”的一絲亮光。
元祐元年七月三日，司馬光奏得太皇太后恩准，乘坐“椅轎”來到延和殿，向群臣提出了以“人治”為契機的“鼎新”綱領——“十科取士”：
為政得人而治，然人之才，或長於此而短於彼，雖皋、夔、稷、契，
各守一官，中人安可求各；故孔門以四科論士，漢室以數路得人。若指瑕
囗善，則朝無可用之人；苟隨器指任，則世無可棄之士。光各位宰相，職
當選官，而識短見狹，士有恬退滯淹或孤寒遺逸，豈能周知；若專引知識，
則嫌於私；若止循資序，未必皆才。莫如使在位達官，各舉所知，然後克
協至公，野無遺賢矣。故設十科取士。
一曰行義純固可為師表科（有官無官人皆可舉）；
二曰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科（舉有官人）；
三曰智勇過人可備將帥科（舉文武有官人）；
四曰公正聰明可備監司科（舉知州以上資）；
五曰經術精通可備講讀科（有官無官之人皆可舉）；
六曰學問該博可備顧問科（有官無官人皆可舉）；
七曰文章典麗可備著述科（有官無官人均可舉）；
八曰善聽獄訟盡公得實科（舉有官人）；
九曰善治財賦公私俱便科（舉有官人）；
十曰練習法令能斷請讞科（舉有官人）。
這個“綱領”，雖然也是舊制“內外舉官法”的復活，但司馬光賦予了新的內容：招攬人才放寬了官職資歷之限，“隨器指任”以專長人才充實各職，顯示了司馬光愛惜人才的意願和“以才治政”的決心。但他親自籌建的中樞老人班子，卻似一架老化磨損的機器，運轉不靈，更沒有掀起像“廣開言路”那樣的“鼎新”高潮。八十歲的文彥博，居太師位而平章軍國重事，五天一次乘轎臨朝，對司馬光“鼎新綱領”的實施情況不聞不問，只是嘻嘻哈哈至三省、六部轉悠一圈，散步消食，樂度晚年。六十八歲的呂公著，居右相之位而總理中樞事務，對司馬光的“鼎新綱領”倒熱心推行，但因其精力不逮，生性沉穩，根本沒有拚命一搏的勁頭。六十九歲的門下侍郎韓維和五十九歲的中書侍郎呂大防，仍然保持著“國之老成”的習性，對司馬光的“鼎新綱領”不冷不熱，暮氣蒼蒼。河北籍的左司諫王巖叟、尚書右丞劉摯、工部郎中梁燾、河南籍的左正言朱光庭、崇政殿說書程頤、左司諫賈易等，多是四十歲左右的人物，積極狂熱地推行著司馬光的“鼎新綱領”，但對朝臣們舉薦的“才士”，百般挑剔，嚴格查審與王安石、呂惠卿等人的關係交往，似乎都在爭搶司馬光真傳弟子的繼承權。特別是崇政殿說書程頤，以實際行動“完美”著司馬光“經術精進可備講讀科”的設想，把年僅十一歲的皇帝趙煦，“講讀”得心驚膽寒，急頭擺腦：皇帝趙煦在宮中洗漱盆裡撈起幾隻落水螞蟻，程頤即色甚莊重而誨教：“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皇帝趙煦憑朱檻偶折柳枝作戲，程頤即正色指諫：“方春時和，萬物發生，不可無故摧折”，直惹得皇帝煩心。而蘇軾、蘇轍和“蘇門學士”黃庭堅、晁補之、張耒等人，依然唱著“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的違時歌，偶爾還流露出對王安石几句讚語，引起一些朝臣的皺眉和側目。朝廷人心混亂，中樞政施遲緩，“革故”容易“鼎新”難啊，司馬光在病中聞之，神焦心焚不能自己。
元祐元年八月三十日夜晚四更時分，神焦心焚的司馬光，輾轉病榻，胸悶氣堵，似睡似昏，六神迷離，病情迅速惡化，出現了幻覺之象。恍惚中他似乎看見文彥博、韓維醉怡晚年的形影向他走來，呂公著、範純仁愁眉苦臉的形影向他走來，蘇軾、朱光庭、王巖叟、程頤相譏相諷的形影向他走來，年幼皇帝鬱鬱寡歡的形影向他走來，章惇、張璪、呂惠卿怒目銜恨的形影也向他走來。皇帝、太皇太后、同僚們似乎都在向他詢問“鼎新之策”、“福民舉措”，而章惇、張璪、呂惠卿等卻在側目冷視著，他雙手空空，心中愧作，拱手謝罪。人們倏然離開了，眼前突然出現“相看不足，相親不倦，相愛不絕，人間黃泉”的老妻。老妻笑吟吟地向他走來，他急步向前迎接，突然夜風吹打窗扉的聲音趕走了恍惚中的幻影。周身汗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