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及其方針全力發動進攻，首先是出於自己爭奪領袖地位的野心。但是反對派徹底失敗了。
黨內鬥爭的下一個階段表現在組織問題上。聯共（布）（黨現在開始用這個名稱）中央從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的職位上召回了季諾維也夫，不久，根據蘇聯代表團的倡議，取消了這個職位。基洛夫成了列寧格勒黨組織的領導人。加米涅夫被解除人民委員會副主席和勞動國防委員會主席的職務。不過，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政治局委員還保留了一段時間。伏羅希洛夫和莫洛托夫第一次進入政治局，這大大加強了斯大林的地位。
斯大林在長達一個多小時的關於中央委員會政治報告的結論中再次對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索柯里尼柯夫、拉舍維奇以及他們的擁護者進行了毀滅性批判。結論著重肯定了黨的社會主義建設方針和加強黨的隊伍的統一的方針。同時，留心的人也注意到，斯大林經常引用自己的文章、便條、號召，他這樣做時絲毫沒有一點難為情。具有高度政治修養的人——可惜這樣的人當時為數不多——不能不覺察到斯大林在進行批判分析時表現出的毫無禮貌。例如，斯大林以侮辱性的語調評論克魯普斯卡婭的發言，稱她的觀點是“極其荒謬的說法”。而後他再次提到克魯普斯卡婭，以煽動和侮辱的語調說：“克魯普斯卡婭同志究竟和其他任何的負責同志有什麼區別呢？你們是不是認為個別同志的利益應該放在黨的利益之上，應該放在黨的統一的利益之上呢？”在我們布林什維克看來，“形式上的民主是空洞的，而黨的實際利益才是一切”，斯大林在一片掌聲中以蠱惑性的口吻結束了他這段長篇大論。他稱拉舍維奇是“進行陰謀活動的人”，索柯里尼柯夫喜歡在談話時沒有限度地“瞎扯一通”，加米涅夫“頭腦不清”，季諾維也夫“歇斯底里”等等紒紥矠。看來，斯大林那時就已開始滑向這樣的立場，非形式上的民主對於他也將是“空洞的”。斯大林對克魯普斯卡婭的不可饒恕的粗暴態度，不僅僅是在政治上對克魯普斯卡婭和已故的伊里奇的不尊敬，而且是由於列寧在世時克魯普斯卡婭與那些難忘的信件、電話、談話有關而對她的暗中報復。斯大林從來是什麼都不饒恕的。
看來，斯大林感到他在結論中作的許多評價“過頭了”、“過重了”，就耍弄手段，這種方法他後來還用過多次。他在解釋自己對季諾維也夫的一篇小文章《時代哲學》的粗暴批評時說，他的粗暴只是對敵對分子和異己分子，而這是由於他的性格直率。總書記逐漸把自己可憎的性格特點變成了全黨的美德，幾乎成了革命品質。但是很遺憾，這時，在１９２５年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除加米涅夫外，竟沒有一個共產黨員、大會代表、中央委員能夠冷靜、正確地評價斯大林的個性和他這種嚴厲斥責似的批評傾向，而到後來，這種批評將意味著判決。就像江河起源於涓涓細流一樣，人的某種思想品質也是從個別行為和周圍的人對這種行為的態度開始形成的。
斯大林對許多反對派分子進行了徹底批判，當然也沒有放過托洛茨基。總書記感到大多數代表的情緒對他有利，就批駁了加米涅夫關於把書記處變為單純的技術機關的建議，同時指出，他反對把個別領導成員“割除”出中央委員會。他自恃得到大多數代表的支援，認為正是再次提出辭職的時候，說是如果同志們堅持的話，他“情願讓出位置來，決不聲張”。斯大林像個老練的政治家一樣侃侃而談，一次又一次地得到代表們的支援，使人覺得他沒有個人私心，只關心全黨的利益。總書記在嘲笑、批判派別分子時，會巧妙地顯示自己的“寬宏大量”，常在自己的講話中加上“好吧，讓上帝保佑他吧”一類詞語。雖然斯大林已經決定，同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該一刀兩斷了”，但他仍然顯示自己愛好和平：“我們主張統一，我們反對割除辦法。割除政策是同我們不相容的。黨要求統一，如果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願意這樣，黨就和他們一起去達到這種統一，如果他們不願意，黨沒有他們也要達到這種統一。”紒紦矠
應當指出，斯大林在結論中提出了一系列原則，如果這些原則實現的話，就會防止我黨歷史上出現最困難的時期。斯大林在代表們的掌聲和明顯的贊同聲中說道：“在我們這裡全會決定一切，當領袖們開始失常的時候，它就來糾正他們如果我們中間有人想肆意妄為，那人們就會來制止我們，——這是必要的，這是必需的。離開集體來領導黨是辦不到的。在伊里奇逝世以後，誰要幻想這點，那是愚蠢的，誰要講到這點，那也是愚蠢的。
“集體工作，集體領導，在少數服從多數的條件下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