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是我如現在去美國，將‘證實’了許多完全錯誤的東西，這不是我應該做的事。例如，我不是美國政府逼我回祖國的；早在１９３５年離開祖國以前，我就向上海交大同學、地下黨員戴中孚同志保證學成回到祖國服務。我決定回國是我自己的事，從１９４９年就作了準備佈置。我認為這是大是大非問題，我不能沉默，歷史不容歪曲。”錢學森在這個問題上表現出的品格，正是江澤民總書記稱讚他所具有的“高度的民族自尊心、民族自信心和民族氣節”。
錢學森一直堅持給來信求教的中、青年人用工整的字跡親筆回信，也一直堅持用工整的親筆信與許多學科領域的科學家探討問題與提煉思想，書信是錢學森宣傳他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信仰、用馬克思主義哲學指導科學研究，以及汲取科學成果來不斷深化與發展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一條途徑。錢學森在給何祚庥的一封信中說：“量子力學問題已經吵了５０多年了，還沒有解決，近來驗證了貝爾（Ｂｅｌｌ）不等式，問題更嚴重了。我認為我們中國的物理學家和哲學家應該投入這一研究，並比較滿意地解決它，也在此過程中發展馬克思主義哲學。”錢學森在給山西大學自然辯證法教研室一位朋友的信中說：“我向蘇步青先生請教數學思想的發展。他說這個問題稱元數學（ｍｅｔａ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有三派：一派是Ｂ．羅素（Ｒｕｓｓｅｌｌ）的邏輯派，似只有邏輯家感興趣；一派是Ｌ．Ｅ．Ｊ．布勞威爾（Ｂｒｏｕｗｅｒ）的直感派，要求直接正面的顯示，也遇到困難；一派是Ｄ．希爾伯特（Ｈｉｌｂｅｒｔ）的悖論反證派，它曾風行一時，但自３０年代出了Ｋ．哥德爾（Ｃｏｄｅｌ）的不完備定理，這派也垮了。他說，所以元數學的狀況是不令人滿意的；我國數學界也沒有人敢碰！我聽了之後，心中感到非常開朗，這不是說元數學在等待著馬克思主義哲學，等待著辯證唯物主義嗎？”
從１９８６年１月７日開始，錢學森親自領導了“系統學討論班”的科學活動。參加討論班的中、青年科學工作者分別來自中國科學院、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航空航天工業部等單位。錢學森在討論班開始時向這群中青年科學工作者提出，要吸取現代自然科學的研究成果，把它作為建立系統科學的基礎科學，一切系統的一般理論——“系統學”——的構築材料。他說：“我認為把運籌學、控制論和資訊理論同ｖｏｎ？貝塔朗菲（Ｂｅｒｔａｌａｎｆｆｙ）、Ｉ．普里戈金（Ｐｒｉｇｏｇｉｎｅ）、Ｈ．哈肯（Ｈａｋｅｎ）、Ｈ．弗洛裡希（Ｆｒｏｈｌｉｃｈ）、Ｍ．艾肯（Ｅｉｇｅｎ）等人的工作融會貫通，加以整理，就可以寫出《系統學》這本書。”討論班強調學術民主，實事求是，錯了就改，討論中大家一律平等，這是馮？卡門所倡導的“學術民主”傳統的發揚。錢學森親自確定討論選題，幾乎參加了討論班的每次活動，每次都作啟發性或質疑性發言。直到今天，討論班的活動經久不衰。這個討論班已提煉了系統學的一些基本思想，提煉了開放的複雜巨系統的方法論，鍛鍊了中青年科學工作者創造性思維能力。這個討論班體現了錢學森研究與宣傳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一種生動活潑的形式，也體現了錢學森具體培養科學事業接班人的不倦精神。
在１９８０年３月１５日召開的全國科協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錢學森提出了“科學技術現代化一定要帶動文學藝術現代化”的思想，並且提出“科學文學藝術”概念來豐富與發展科普事業的內涵。他說：“我們大家所習慣的世界只不過是許許多多世界中最普通的一個，科學技術人員心目中還有十幾個二十幾個世界可以描述，等待著文學藝術家們用他們那些最富有表達能力的各種手法去創造出前所未有的文學藝術。這裡的文學藝術中，含有的不是幻想，但象幻想；不是神奇，但很神奇；不是驚險故事，但很驚險。它將把我們引向遠處，引向高處，引向深處，使我們中華民族的精神境界有所發揚提高。”錢學森歷來主張，一個有責任感的科技工作者應當把科普視為自己事業的一部分。一個專業科技工作者如果不能夠向非該專業的或不在行的人說清楚一個科學技術問題，他的學習和知識就是不完全的。一個專業科技工作者要會寫學術論文，同時也應該會寫科普文章，要把科學領域裡的成就寫得通俗易懂，人們愛看，才算夠格。錢學森是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科普節目的忠實聽眾，是高階科普雜誌美國《科學美國人》（Ｓｃｉｅｎｔｆｉｃ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和英國《新科學家》（Ｎｅｗ 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的長期讀者。他在一封書信中說：“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