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世紀６０年代初期，我在日本攻讀研究生時有親身體驗。我學了兩年日語，成績儘管不是頂尖的，但也不錯。有一天，在東京羽田機場我用日語詢問問訊室服務員一個問題。她用英語回答說她只能講幾句英語，所以無法回答我的問題。於是我轉向我的中國夫人（她不會說日語），告訴她對服務員說些什麼。當我夫人用日語重複我剛才的問題時，服務員立即用日語作了回答，給了我們所要的資訊。我在這裡的意思是想說，該服務員知道外國人不會說日語，於是當不像日本人的人說她的母語時，她就聽不懂了。同樣的道理，我們美國人常常對某些事情不明白，是因為我們將自己置於這種處境之中了。
然而，這並不是說我們總是錯的，別的國家一貫正確。就拿京都議定書來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