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對於美國這麼一個富國來說，貧富差距算是很大的。例如，1998年，8個美國人中大約就有1個生活在貧困線以下，其中約20％是兒童——這兩項的數字都比西歐大約多一倍。沒有國民保健計劃，意味著４000多萬人得不到健康保險。可是，富人的情況卻格外好：佔美國家庭1％的最富有家庭所積累的財富比佔95％的整個底層的財富還要多。在這一點上，美國同樣位於發達國家之首。耐人尋味的是，這些似乎無一使民眾感到非常不快。機會平等這一神話的魅力太大了，美國人根本就不去想怎麼打敗富人。相反，他們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如何致富上，即他們自己如何致富。
那麼，當美國領導人大談擴大自由王國之時，對這個帝國的外圍階層又意味著什麼呢？
美國人的信念來自慷慨，他們考慮問題時，不僅想給自己機會，也想給世界機會。可惜的是，美國人對於給世界機會想得太少了，因為他們認為自己是惟一重要的世界。越南戰爭期間，士兵們一談到回家就常說“回到世界中去”，這決不是偶然的。一般來說，美國人不學外語（美國的大學2002年共畢業了9名學阿拉伯語的學生），也不到國外去旅行，大多數人在地圖上找不到“邪惡軸心”國家（伊拉克、伊朗、北朝鮮）的位置。美國是一個機會眾多，新思想層出不窮，無論哪個專業都明星雲集的地方，外面的一切在概念上幾乎都不值得一提。美國這個帝國的一個重要方面是，由於美國人都不把它看成是帝國，很少有人從整體上去看它，或者是去考慮它將走向何方，它需要什麼，而且肯定無人負責。這種不去注意的狀態會造成疏忽，導致採取條理不清而又往往是矛盾百出的政策。
例如，印度尼西亞不單單是世界上最大的穆斯林國家，而且還是為數不多的幾個有非宗教的民主政府的穆斯林國家之一，雖然這個政府經驗尚且不足。2002年夏季我見到這個國家的領導人時，他們正急於建立基本的民主結構——憲法，市政會，非軍事警察部隊，獨立的中央與地方法官等。印尼有些高層官員請求美國人提供幫助，美國大使拉爾夫·L·博伊斯盡其所能做出了反應。但是，自冷戰開始以來，美國在印度尼西亞的外交代表減少了50％還要多，博伊斯所能做的極其有限。
這種情況不獨印尼一家。據《紐約時報》2002年7月報道，美國在諸如沙烏地阿拉伯、中國、俄羅斯和巴基斯坦等一些國家的外交崗位都人手不足。幾個月前，《時代週刊》曾經報道，原教旨主義者開辦的穆斯林學校在巴基斯坦迅速增加，正在填補因政府預算失敗而留下的空白。加拿大的反應是放棄對巴基斯坦政府償還其貸款的要求，以便讓對方騰出資金用於教育開支，美國卻沒有這樣做。《時代週刊》2002年7月的另一則訊息說，由於擔心聯合國人口發展基金會有可能把錢用在幫助中國政府實行強制流產的計劃上，美國拒絕拿出原定給該組織的3400萬美元。且不說花在中國的只有300萬美元，而且具體目的還是透過展示自願實行計劃生育的有效性來制止強制性流產；也不論美國衛生與人類服務部同時正在宣佈與同一個被拒絕給予人口基金的中國衛生部進行合作的計劃。拒絕給聯合國資金，除了在政治上作戲外，簡直毫無意義。“既然流產在我們這裡都不違法，我們怎麼能去告誡其它國家不能搞流產方面的諮詢呢？”美國作家加里·威爾斯有此一問。我們能夠，而且要這樣做的原因，是因為流產問題在美國承載著宗教意義。我們認為，其它所有國家都是美國人想怎麼樣，他們也想怎麼樣。除了從這個角度看問題之外，誰都不會對其多加考慮的。
當然，除非是有什麼阻礙了機會，或者是有什麼帶惡意的事情發生。這兩者必定引起集中反應。如果是阻礙了機會，反應可能是施加巨大的壓力。例如，20世紀90年代中期，中國境內大量非法複製微軟公司的視窗軟體，使微軟在那裡及其它地區的生意遭到了致命的打擊。美國政府還是那個將駐印尼代表削減了一半、又對巴基斯坦的學校狀況毫不在意的政府，但這次它卻全力以赴，迫使中國政府對非法仿製者採取了嚴厲的措施。我之所以瞭解事情的來龍去脈，是因為我當時擔任美國政府的顧問。倘若事情跟惡意沾上邊，做出的反應可能要厲害得多。
塞繆爾·亨廷頓曾經指出，美國人的信念和身份，很大程度上是在與不合意的“對方”相對抗中形成的，而對方總是被視為自由的敵人。起初，這個對方指的是英國貴族統治的壓迫，後來廣義地指歐洲封建君主帝國主義式的壓迫，其後美國搖身一變，成了統領歐美文明抗擊德意志帝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