督的一種手段，不料卻培養出一些說假話不臉紅的人民公僕。低層次的，如前些日子那位因亂收費上了中央電視臺的縣工商局長。記者問，你為什麼亂收費呢？局長一臉的無奈，一臉的無辜：“為了給老幹部報銷醫藥費。你知道，我們的老幹部一年要多少醫藥費？”他憨厚地往地上吐了一口痰，真讓人感到同情。老幹部是黨的寶貴財富，看病報銷不了的確是大問題。為老幹部犯錯誤，倒也仗義。然而一採訪老幹部，根本就沒那回事，個個都有幾千元的醫藥費全在家裡趴著呢。而局長收來的錢呢，全在小金庫裡趴著呢，單等局長一揮筆，把它們變成一隻只甲魚，裝進自己的肚子裡，融化在自己的血液中。腐敗？我是多年的廉政標兵、優秀黨員，局長義正詞嚴。
武漢“捆綁式”亂收過橋費的問題被中央電視臺披露後，引起國家計委的重視，日前派專人赴武漢解決問題。我們看到在攝像機前，當著國家計委官員的面，他們信誓旦旦，表示一定要改正亂收過橋費的錯誤，可一轉臉，卻給自己的人民穿上了小鞋。據《經濟日報》6月19日報道，江漢一橋，二橋和長江大橋的不合理收費停收之後，有關部門卻大幅度提高了長江二橋的收費標準，在原來基礎上提高了一倍。一輛貨車要收50元過橋費，企業叫苦不迭。這顯然是“堤外損失堤內補”。而為了確保長江二橋的高收費，長江一橋即著名的武漢長江大橋自6月16日起，實行42年來第一次的車輛單雙號交通管制，一名曾參加修建長江大橋的技術人員無奈地說，修橋修路的目的是為了方便市民，在長江二橋未建成之前也從未搞過什麼交通管制。現在橋修了，路修了，反而還對過橋車輛實行單、雙號管制，這不是讓市民走“彎路”，走“回頭路”嗎？
武漢的某些公僕們當然不會承認這是“堤外損失堤內補”了。實際上面對多收費的事實他們並無愧色。他們理直氣壯地說多收的過橋費，還使用在建橋上，並沒有修樓堂館所。相信如果中央電視臺再一次對他們進行曝光，他們同樣還會振振有辭。
克隆與科普
蔣少虞（內蒙古烏海）
從《新民晚報》上讀到一篇文章，說的是我國的科研人員早在70年代中期，就潛心在醫藥、農、林、牧、水產等多個領域中，開展了一系列克隆技術的研究，如今已取得了累累碩果。文章加上了這樣一個副標題：“二十餘年只做不講，多做少講”。這和曾一度被炒成了明星的綿羊“多利”相比，真還有一種真人不露相的味道。
實實在在地做一些事情，本是天經地義的美德。可如若把“講”誤解為一種炫耀，那可就要認真地說一說這默默無聞中的是非曲直了。對於科學，“講”的價值並不見得要小於“做”。特別是對於一個民族來說，科學知識和觀念的普及往往要比克隆出幾隻綿羊來重要得多。把高深的科學用通俗的語言講給民眾聽，讓他們也能夠觸控到人類智慧的脈動，並隨著這種有力的跳動去一起展望未來。這樣的民族，才是有有希望的。
流連琳琅滿目的書攤，發現有關科普的雜誌只是鳳毛麟角。我不禁又要想了：就算是我們的科研人員邊做邊講，可這要去哪裡講、講給誰聽呢？我看只能是在一些專業期刊上、用一些晦澀難懂的文字、講給一些專業人士去聽了。所以說在國人的頭腦中形成一種科學只是少數人可講、可懂、可做的概念，就不足為怪了。科學被我們敬而遠之成為一種迷信，至少是被披上了一層神秘的外衣。
我們的科研人員似乎是默默無聞慣了，他們所做、所想、所講好像從來都不會成為社會的熱點。日久天長，我們整個民族的想象力都隨之萎縮了。當我們在譏諷美國因為沒有歷史才拍出了那麼多的科幻片的時候，我們是不是已覺出這中間有一種酸葡萄的味道呢？當那些拾人牙慧、造型帶有明顯東洋味道的所謂原創科幻卡通，被中國孩子迷戀時，你能輕易卸掉科普滯後的責任嗎？當我們的孩子看到站在宇宙飛船中的是一個黃膚色、黑頭髮的造型就會感覺到彆扭時，又是克隆所能補償的嗎？在一個沒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的飛速發展的社會里，失去對科學和未來的幻想，該是一種多大的悲哀！
一個民族或是一個國家需要有掌握克隆技術的科學家，也同樣需要有了解“克隆”為何物的民眾，就像是一個民族或是一個國家需要有人在奧運會上奪金拿銀，也同樣需要全民體質強壯一樣。奪金拿銀有的時候說明不了全民體質的強壯；而全民的體質強壯，卻能使奪金拿銀的人層出不窮。
我們的科學，還是不要默默無聞的好。
自作孽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