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其信心爆棚，騎齡有“七八年”。在中國騎車幾十年以上的大把人在，不見得常有人有事沒事在河邊飛來飛去。又聽說他正在某某山區進行封閉式強化訓練，中國足球隊集訓了十幾年，還不是照樣逢韓不勝，且不說這種事情偶然性極大。
其實，“飛黃”不算什麼，飛一次也就罷了，中國河流眾多，哪飛得完？喝茶，第一口叫“品”，第二口叫“解渴”，第三口叫“驢飲”。要說到積極意義，“一飛揚名”畢竟太殘酷，“為一方爭光”太牽強，至於“挑戰大自然”，中國的載人飛船尚未上月球，柴達木盆地等著人去復耕，這一切都不是靠強化幾天，咬咬牙拼一下就行的。
如果中國人的勇敢、愛國、犧牲精神能夠透過這些“飛黃”行為在世界得以張揚，那麼上點檔次的特技演員個個都是民族英雄了。如果拿人的生命不當一回事，只知道模仿、照搬別人的做法來製造新聞，擴大所謂的知名度，這樣的公司，這樣的企業，永遠也不會飛黃騰達。
此獎該設
吳宇（內蒙古烏海）
一晃又要到年底了。按照往常的慣例，每到年底各大媒體都要評一些好新聞出來論功行賞。但我總是感覺這樣的評比不算全面，要是能設個“最佳新聞導演獎”的話，那可就錦上添花了。
至於理由，我想用兩個例項加以說明：一個是刊登在《揚子晚報》上的一條“送溫暖原來是演戲”的怪聞，說的是居委會的幹部在攝像機前獻愛心送溫暖，只不過10分鐘，錄影拍完，竟又將送來的煤氣罐和大米拉回去；另一個是刊登在《南方週末》上的全國十大傑出青年農民中出了個“口水英雄”的奇聞。這“英雄”以極高的演技競在攝像機前邊表演了一出大白天裡“秉燈夜讀”的黑色喜劇。就憑這兩個例項，我們就可以強烈地感覺到，假若不設立“最佳新聞導演獎”的話，真不知會埋沒掉多少有著奇思妙想的新聞導演人才。
會議到點了卻遲遲不開，只因為電視臺的記者還沒有趕到；失竊的物品被公安追回卻遲遲不還，只因為要在攝像機前開個失盜物品招領會雖然每天看到的各類新聞都不會出現導演的名字，可我們卻常常可以感覺到他的存在。他不一定非得像電影導演那樣蓄起大鬍子，可他導演新聞的本事卻絕不遜於張藝謀、陳凱歌。你張藝謀再有本事獲獎，可你未必就能把白天導成黑夜。你的“秋菊”再怎麼賣力地表演，還能有我的“口水英雄”演得真實嗎？這樣的人才，不給個獎，也真是可惜了。
有一句古話叫“眼見為實”。這無形中就給攝像機增添了一種權威。似乎拍下的就是真的。可誰曾想就是在這些個“真實”的畫面裡，隱藏了令人作嘔的謊言、虛偽和陰謀。也就是這些個不乾淨的東西，在蠶食著我們大眾傳媒的信用。也是一句古話叫“假做真時真亦假”。當我們的百姓已經習慣於將新聞當做小品來看時，真不知道還有什麼樣的故事可以打動他們日漸冰冷的心。當一個社會的傳媒被一些個經過導演出來的新聞所充斥的時候，大量的流言就會在我們的頭頂飄來蕩去。流言下的我們，顯得是那樣的沒有主見，時而什麼都相信，時而又什麼都不信。
是到了該設立“最佳新聞導演獎”的時候了。
血與黑
鄢烈山
新中國曾賦予紅與黑強烈的的象徵意義與感情色彩。紅色代表革命與進步；黑色代表反動與邪惡。“黑線”、“黑幫”是“文革”中致人死命的毒咒與惡諡；“黑道”、“黑社會”如今在人多數善良人們的語彙中也仍具有不名譽、恐怖的貶義，所謂“黑道（黑社會）人物”即有組織的流氓、打下、犯罪分子。
然而，在某些吏治腐敗、司法腐敗嚴重的地方，人們越來越難以分清紅與黑了，乃至有“警匪一家”的偏激之辭。那些插手經濟糾紛，採取綁架人質的非法手段、幫助某一方索債的警察、法官、檢察官事實上不正是以黑社會為師嗎？那些僱用殺手謀殺政敵、潛在政敵的什麼副局長、副市長分明在效法“黑吃黑”那一套。有些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身份已像封建時代衙役頭上的帽子紅黑兼有。據《法制日報》9月16日、25日分別報道，山西平遙縣公安局長白某長時間住在一家桑拿浴室，公然攜槍阻撓法院依法查封該“浴室”；遼寧省鐵法市一個因受賄罪被判刑的原公安局副局長，緩刑經商開大賓館，卻不改“警官”身份，照樣在公安機關領月薪。你能說得清這些人是紅還是黑？
紅與黑的合流誕生了一批政治流氓。奇怪的可怕的是這樣一些敗類竟敢以“政治流氓”自我加冕，無所顧忌。據報道，湖南省民政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