坤和老金急忙趕往“伊蓮娜咖啡館”，咖啡館的主人伊蓮娜是一位漂亮的俄國婦女。她聽二人說明來意後，不動聲色地將他們讓到裡面的小客廳。
兩杯濃香的德國咖啡擺在二人面前，伊蓮娜坐在他們的對面，打量許久，忽然開口問道：“蘇沃洛夫統帥是在1790年12月11日攻佔的土耳其伊茲梅爾要塞嗎？”
楊奠坤知道她在對暗號，立刻用流利的俄語回答道：“不，蘇沃洛夫統帥是在1790年12月22日攻佔土耳其伊茲梅爾要塞的。”接著楊奠坤反問道：“我想請教，魯緬採夫是蘇沃洛夫的學生嗎？”
“恰恰相反，魯緬採夫是蘇沃洛夫的老師。”伊蓮娜說完站起身來，“我是10號情報員，歡迎你們來到漢口情報站。”
楊奠坤友好地握了握伊蓮娜的手。
伊蓮娜從沙發座墊下面取出個大方牛皮紙口袋，鄭重地說：“這是沙赫夫將軍蒐集日軍的重要情報，它包含著將軍同志的心血，希望你們能安全地將它交給上級。”
“放心吧，伊蓮娜同志，我們會用生命來捍衛它的。”楊奠坤和老金接過牛皮紙口袋，鄭重地說。
楊奠坤和老金重新踏上返回上海的征程。
一路上楊奠坤始終為那包檔案發愁。這兵荒馬亂的，萬一讓日本憲兵查出這批檔案，可怎麼辦？最後還是老金想了個辦法。他將戰場上一具日軍通訊兵遺體上的圖囊開啟，取出一個日軍軍用封套，上面印有日軍軍旗和“絕密”等字樣，把那些檔案統統裝進了軍用封套中。路上遇到日本憲兵隊的盤查，一看到印有“絕密”字樣的大口袋時，就急忙免檢放行。就這樣，二人順利地返回上海，將檔案交給了伊萬諾夫。
1938年12月末的一天晚上，楊奠坤懷著沉重的心情回到自己的住處。他一進屋就倒在床上，閉上雙眼，陷入無限的痛苦之中。他剛從伊萬諾夫那裡聽到一個不幸的訊息：蘇軍總參情報部部長、卓越的反間諜專家揚·卡爾洛維奇·別爾津被秘密處決了。
楊奠坤怎麼也搞不明白，一個忠誠的蘇維埃戰士，紅色政權的保衛者，怎麼一下子會成為“人民的敵人”？他痛感失去了一位尊敬的師長、可信賴的上級，同時，也為蘇維埃政權失去這樣一位優秀的革命者而感到惋惜。
這時，楊奠坤才明白，為什麼“戈比旦計劃”遲遲沒有實施。隨著別爾津的被捕，一個規模龐大的偵察計劃也化為了泡影。
1939年夏的一天，伊萬諾夫約楊奠坤來到外白渡橋，他們一起眺望黃浦江的一幢漂亮的尖頂四層大樓。那是蘇聯駐上海總領館。
“瓦爾德爾，這是我們最後一次見面了。”伊萬諾夫非常傷感地說。
“你是要回國嗎？”楊奠坤輕鬆地說，“我恭喜你，你已很久沒回到祖國了。”
“可我愛這個國家，愛這裡的人民，”伊萬諾夫動情地說，“這裡有我的事業，我的戰友。”
“你隨時都可以回來麼。”楊奠坤安慰道。
“可能我不會再回來了。”伊萬諾夫沉重地說。
“為什麼？是因為別爾津同志的事嗎？”楊奠坤驚訝地問。
伊萬諾夫沒有作聲，過了一會兒才說：“還有另一個原因。蘇聯駐上海總領事館關閉了，後天我將和總領事鮑·米·西曼斯基回國。”
楊奠坤感到了一種不祥之兆，定了定神他又問：“那麼誰來領導我們呢？”
“你的新領導人會來找你的。”伊萬諾夫掏出一張舊美元遞給他，“記住，他叫喬琪。”
8月的一天，蘇軍總參情報部派來了新領導人喬琪，他是以美國一家公司經理的身份來到上海的。在公共租界的巴拉斯咖啡館，他和楊奠坤見了面。
喬琪面色陰沉，從無笑容，說話生硬，跟伊萬諾夫簡直是鮮明的對比。
喬琪嚴肅地對楊奠坤說：“世界形勢發生了新變化，中日戰爭也進入了一個新階段，我們停止一切暴力行動，致力於搞靜態情報。你與以前的上級和同志們聯絡的聯絡點和通訊都不要用了，完全按規定在外面接頭。如果連續三天接不上頭，就再隔十天仍在原規定的時間地點接頭；仍接不上，就說明是對方出了問題，要立即切掉聯絡；如果失掉聯絡，到備用地點，在牆上或電線杆上寫1＋15＋8，即1月15日8時，即可聯絡。”
楊奠坤覺得，喬琪這個人有一套，是個富有智慧的間諜。但欽佩之餘，又多少有一些敬而遠之的感覺。
1939年，歐洲戰局突變。9月1日，德國軍隊向波蘭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