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莘、陳本身、劉興蘭（女）等人。情報組需要能夠打入國民黨部隊的人。伍修權與甘肅工委書記孫作賓商議，推薦了鄧寶珊部隊的一個連長王新潮。
王新潮思想進步，積極抗日，曾經帶兵強迫定西縣長釋放關押的西路軍戰士，此時正要求到延安學習。伍修權先把王新潮派到西安，進國民黨中央軍校七分校軍官班受訓半年，這樣，王新潮就算進入國民黨軍隊的嫡系“黃埔軍校”。而後，透過關係擔任鄧寶珊部隊的新一軍留守參謀。1939年9月，王新潮被吸收加入聯共（蘇聯共產黨），正式成為“聯共情報組”成員，負責領導代號“烈士”的秘密電臺，直接與莫斯科通報。
王新潮在鄧寶珊部隊人頭很熟，到處交朋友，拉關係，搞到許多重要情報。國民黨對陝甘寧邊區軍事部署、河西國防工事計劃、西北五省軍事詳圖、西安城南軍事地圖，國民黨陸軍師以上部隊編制表、團以上部隊駐地表，國民黨中統、軍統、憲兵司令部警務處三大特務系統在蘭州的分支機構及其活動，都被王新潮搞到。這些情報或是由王新潮交給八辦再轉給蘇方，或是由王新潮的電臺發給莫斯科再轉給中共。
王新潮繼俞鳴九之後擔任“聯共情報組”組長，一直堅持到第三次國內戰爭勝利。中方與蘇方協商，將蘭州“聯共情報組”的中方人員移交給陝甘寧邊區保安處，王新潮也成為邊保一科科員。後來擔任蘭州市公安局第一副局長、甘肅省司法廳副廳長。
延安城邊的小砬溝，靠近中央警衛團駐地的地方，有一個“農村工作部”的機構。這個部的部長叫吳德峰，副部長是帥孟奇。她由任弼時直接領導。農村工作部不是農業機構，而是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情報組織聯絡的機構。延安也有蘇軍情報組，就住在中共中央和中情部駐地棗園，對外用蘇聯新聞機構“塔斯社”的名義。
建立“聯共情報組”的蘇聯駐蘭州軍事副代表孫平，俄文名字叫彼得·巴菲諾維奇·弗拉基米洛夫。被調到延安，擔任蘇軍情報組組長。他是1942年5月來延安的，身份是塔斯社記者、共產國際聯絡員、蘇軍情報部情報員。當時在延安還有一個以伊萬諾夫上校為首的蘇軍情報組，後來為了加強合作，蘇聯又派來了以基斯林科中將為首的各兵種混合情報組來延安。在蘇軍情報組離開後，孫平就留下來繼續與中共合作。
孫平為人靈活，重視瞭解中國情況，與中共合作得比以前好些。蘇方向來不大相信中共的情報質量，總是要求建立自己的情報網路。中情部儘管不大情願，也有義務協助。1941年3月，蘇軍情報組在棗園後面的一個小山溝裡，開設情報訓練班。參加學習的中共黨員被蘇方人員告知：“組織決定你做蘇聯特務！”蘇聯專家儘管中國話說得流利，用詞卻不大講究。那時“特務”是個貶義詞，大多用於批評國民黨，中國人哪有自稱特務的？
蘇聯情報訓練班的課程是聯共黨史、情報學、收發報技術、繪圖、照相，全由外籍教員授課。三個月之後畢業，全體學員被派往東北蒐集日軍情報。
從延安到東北，要經過山西、河北，路途有國統區，有敵佔區，不得不分散行動。
期間，經毛澤東同意，孫平開始同中共中央社會部聯絡，由社會部提供情報。此外還同八路軍總部及副總參謀長葉劍英、作戰部長李濤聯絡，同新華社長博古、西北局的高崗等中共各部委負責人聯絡，獲得了不少的資訊。
有資料顯示，中央社會部一度想派人到東北和國際領導的情報組織取得聯絡。1938年，組織上準備派姚倫到東北工作。姚倫是東北人，1935年入黨，1938年任山西臨縣縣委書記，正在延安馬列學院讀書時，被調來當“蘇聯特務”。姚倫的目的地是大連，可是在雁北就卡住了。後來雁北軍分割槽有個關係人，是從大同煤礦逃回來的工人曹蘭池，瞭解敵佔區情況，答應護送他們到大連。
這個曹蘭池沿途吃喝玩樂，不像個工人，後來還拉攏同行的邢相生逃跑到敵佔區找工作。姚倫同當地地委書記商議，決定將其逮捕。突擊審訊，曹蘭池承認是日軍派來的奸細，而且與軍分割槽的偵察科長、民運科長有聯絡。此案繼續偵破，牽連到內部十幾個人。姚倫等人因此錯過去東北的時間，也就返回延安了。
共產國際、蘇共、蘇軍，都曾努力在中國建立自己的情報系統，一批中共黨員因此當了一陣“蘇聯特務”。這種情報合作關係，對於建立不久的中共情報工作，也是一種歷練。
還有就是本書講到的一批中共情報員去當“蘇聯特務”，不過，那不是情報合作，而是情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