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指出，美國改變調子將使“許多人逃離”泰國、寮國甚至南越，將威脅到政府的團結和軍隊計程車氣，並失去人民的支援。更為重要的是美國和美國總統的名譽將受到嚴重影響。
但是我認為這個策略所遇到的困難和所謂的風險比其它任何策略都校經過深思熟慮，我得出了自己的結論，並坦率地告訴了林登·B·約翰遜總統：“越南戰爭正在形成自身的發展勢頭，必須中止這種勢頭”；威廉·威斯特摩蘭的策略“會給國家帶來重大災難”。
另一方面，我認為我的建議“有諸多優點，是謀求談判和按照令人滿意的條件結束戰爭的良策，有助於維持我們與蘇聯的關係，改善我們在國際社會的形象，降低我們與中國和蘇聯對抗的危險，減少我們的損失”。
沃爾特·羅斯托以剋制的筆觸描述了人們對我的備忘錄的反應，說它在政府內部引起了“非常強烈的反感”。我能夠處理好我們面臨的問題而讓總統少一些痛苦，讓戰爭早一點結束嗎？我現在認為我當時能做到這一點，而且應該做到這一點。現在我很清楚，我的備忘錄直接指出了結論：我們應該透過談判或者直接行動開始從南越撤退。我們當時很有可能按照某些條件撤退，而且這些條件絕不會比六年後我們接受的條件差，美國國家安全遭受的損失也不會有那麼大，美國和越南在人員、政治和社會方面付出的代價會小得多。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日至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九日）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九日我給總統的備忘錄引起了一場軒然大波。它使政府中本來就已十分尖銳的對立更加白熱化。它導致了緊張而苛刻的參議院聽證會，使我陷入與參謀長聯席會議對立的僵局，同時引發了參謀長們將全體辭職的傳聞。它推進了我與林登· B·約翰遜總統最終分道揚鑣的程序，加速了我從五角大樓的離去。
在那個夏天和秋天突發的一系列事件使總統和政府、國防部以及國家安全委員會的高階官員們很難將注意力僅僅集中於越南。我們面對的是如山洪般驟然狂洩的一大堆危機和問題。一場中東戰爭促使莫斯科與華盛頓之間的熱線首次起用；蘇聯反彈道導彈計劃使東西方之間的核平衡面臨傾覆的威脅；希臘和土耳其關於塞普勒斯問題爭端的陰影使北約的東部側翼出現危險；在我們國內幾個主要城市的種族騷亂；當然，還有不斷興起的反戰示威，包括一次企圖關閉五角大樓的大規模的行動新聞界開始報導包括我在內的政要人物受到巨大壓力的一些徵兆。林登·B·約翰遜總統也暗示他不想尋求一九六八年的連任。
在我遞交備忘錄後的兩個星期裡，參謀長聯席會議送給總統和我不下七份備忘錄作為回應。正如《五角大樓報》後來所評論的那樣：“華盛頓的造紙廠肯定打破了以往的生產紀錄。” 參謀長聯席會議感到特別不能接受的是我的建議：應在我們對越南的最低目標中排除那些意義不夠明確的部分。正如我曾經講過的那樣，我強調我們的政策將基於兩項原則：“一、我們所承擔的義務僅僅是為了使越南人民能夠獲得權力決定他們自己的未來。二、一旦這個國家停止自救，我們的義務也將終止。”參謀長聯席會議聲稱，這個原則與美國在越南現行的國家政策和目標相悖，將被排除在進一步考慮之列。他們指責說，我的論點違背了體現美國現行政策和目標的第228號國家安全行動備忘錄，而該檔案，他們著重指出，仍是當前美國政府的戰時決策性檔案。
實際上，第228號國家安全行動備忘錄只是一九六四年三月十七日麥喬治·邦迪給迪安·臘斯克、我、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和其他一些人的一個簡要的筆記。其中寫道，總統已決定接受我在前一天的報告中提出的建議。報告中有這樣的話：“我建議您向各政府機構明確表示，我們準備對南越提供援助和支援，直至其國內的局勢得到控制。” 但是，我的報告同時還包括這樣一個關鍵的限制條件：我們當前政策中的某些限制看起來是合理的，即：南越必須依靠自己贏得戰爭。參謀長們搞錯了，我們的政策並沒有改變。但他們也是正確的，因為，近幾年來我們已偏離了該政策規定的航向。
最基本的問題從未解決。如果南越政府像他們歷來所表現的那樣，即不能贏得更無法保持人民對它的支援，並據此打敗叛亂者，難道我們應該去替他們做嗎？
參謀長們還極力主張美國部隊對北越進行更猛烈的海陸空立體攻擊。他們對這個建議如此重視，因此要求我就該建議提請總統注意，當然，我照辦了。五月二十日，他們交給我另一份備忘錄重申他們的觀點，即入侵北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