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將國民革命軍各軍所屬軍事學校與黃埔軍校合併，改組為“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直隸軍事委員會。蔣介石任校長，汪精衛任黨代表。增設副校長，由李濟深擔任。設教授部、訓練部、政治部、經理部、入伍生部、管理處、軍械處、軍醫處、編譯處、兵器研究處和高階班。
這一時期，黃埔軍校曾數次更改校名。除創辦之初的“中國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簡稱“陸軍軍官學校”）外，引人注目的是在其中加入“黨立”兩字，全稱“中國國民黨黨立陸軍軍官學校”，這是1925年2月第一次東征時開始使用的校名，最早見於軍校釋出的文告《告東江人民書》，刊登在軍校出版的《青年軍人》第2期。那時，校總理孫中山病在北京，在校名上冠以“中國國民黨黨立”的字樣，實為校長蔣介石所決定，其目的是為貶低共產黨人在軍校中的地位製造根據。從這個校名的改變可看出，蔣介石在軍校排共、反共初露端倪。蔣介石國民黨政府後來在撰寫軍校校史時，為掩蓋國共兩黨合作創辦軍校的真相，把“中國國民黨黨立陸軍軍官學校”稱為是黃埔軍校最早的校名，這是不尊重歷史的。
1924年拍攝的黃埔軍校大門，校匾題為“陸軍軍官學校”。從軍校創辦時期對內對外的文告、宣告等文獻資料看，所署校名並未統一。多采用“陸軍軍官學校”的簡稱。1925年6月，軍校為廣州沙基慘案發表《本校全體官生士兵通電》，以“中國國民黨黨立陸軍軍官學校”署名；1926年2月為援助省港罷工發表《慰問罷工工友》公開信，又仍以“陸軍軍官學校”署名。在此期間，以“黃埔陸軍軍官學校”或“廣州陸軍軍官學校”作校名，也始見於廣州《民國日報》、《上海民國日報》的文章或訊息報道中，但這些稱呼純屬為了標明校址所在地，以區別於當年滇、粵、桂、湘各軍所辦的軍官學校，並非正式校名。
國共合作的廣州時期（3）
黃埔軍校繼“陸軍軍官學校”、“中國國民黨黨立陸軍軍官學校”校名之後，正式啟用的校名是“中央軍事政治學校”。這個校名是蘇聯顧問鮑羅廷和加倫建議的，由國民政府中央軍事委員會透過，決定將“陸軍軍官學校”擴大改組，於1926年3月1日正式命名。共產黨人熊雄是這次籌備改組的委員之一。由此開始，軍校書報刊如《黃埔日刊》、《黃埔潮》、《政治學概論》等都署用這一校名。這一時期，師生佩戴的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的銅質證章，不但鑄有“青天白日”與“鐮刀斧頭”的兩黨標誌，還在證章中心鑄上了地球圖案，象徵“世界革命”，充分反映了共產黨人的革命思想在軍校中佔有顯著地位。在此期間，也有文稿和報道等以“國民軍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國民革命軍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署校名，但並非正式命名。這兩個校名的使用，反映的不僅是軍校屬於國民革命軍編制，其實質是隨著蔣介石軍事大權在握，他又一次試圖減弱共產黨勢力在軍校中的影響。
1927年4月23日出版的《討蔣特刊》1927年1月，國民黨中央遷到武漢，4月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在武漢開辦中央軍事政治學校。該校是在國共第一次合作、革命統一戰線瀕臨破裂時期，以共產黨人為核心的黃埔軍校武漢分校擴大改組而成。在廣州黃埔的中央軍事政治學校依然開辦。這時蔣介石在上海已發動“四·一二”政變，他以南京為校址，又成立了一個“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公開組織籌備委員會，並以正宗“黃埔軍校”自居。這樣，在廣州、武漢和南京同時出現了“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當時，以廣州黃埔為校址的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校內國共兩黨勢力處在對峙時期，雙方鬥爭激烈，勝負未分；以南京為校址的中央軍事政治學校，雖然在籌備階段，但蔣介石卻利用手中擁有的權力，調動在廣州黃埔入學的第5期學生到南京舉行畢業儀式，宣誓反共；只有以武漢為校址的中央軍事政治學校，仍然是共產黨的革命勢力佔優勢，所以反蔣的立場最為堅決，取消了以蔣介石為校長的校長制，建立了以共產黨人惲代英等3人為常務委員的委員制，出版《討蔣特刊》、《革命生活》等書刊，發起了聲勢浩大的“討蔣運動”，名震一時。
早期黃埔軍校歷次校名的變更，顯然都與當時的歷史發展趨勢有密切關係，反映了國民黨與共產黨合作與鬥爭的現實和力量變化。
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後，廣州黃埔軍校於4月18日進行“清黨”，400多名共產黨人和革命師生被捕，許多人慘遭殺害，其中有著名的共產黨人熊雄、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