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中，這種稅也是分別調控，與百姓們日常相關的貨品稅額就輕。奢侈品或者不常用的非易耗品就非常高；第二種走進出口關稅，尤其走出口關稅極重，原本江南，現在大明的“財政收入”大部分就來自這裡。不過劉浩然是有恃無恐，誰叫大明的商品現在太緊俏了。只要有貨品在手，哪怕繳納高額的出口稅，運到海外去還是極高的利潤。由於實行了《大明航海條例》，加上大明海軍的霸道和對諸商社的扶植，大明商人已經把持了高麗、日本、南洋諸國甚至印度的貿易往來，並開始伸手到阿比尼西亞、阿拉伯等地，直接踢走了原本的阿拉伯等中間商，將一筆巨大的中間差額利潤囊入大明商人的口袋裡。
十幾年的發展，江南的地主是賺得缽滿盆盈，巨大的經濟實力不僅讓這些轉化為“大商人”的地主世家開始了思想上的飛躍，也帶來了政治上的野心。他們開始尋求在朝堂上的政治代言人，原本他們支援淅江士子文人，讓這些人為他們說話。隨著江南理學與劉浩然的關係緩和。江南士子開始與淅江士子合流，學術勢力主要集中在國史館、南京大學、杭州大學、江蘇大學，使得他們背後的江南地主世家的勢力更加大。要不是還有一個龐大的淮西集團杵在那裡，指不定他們已經把持了南京朝堂的話語權。
劉浩然早就看出這個苗頭，所以一開始就留了一手。他利用理學朱學、陸學的分歧，扶植了以羅復仁、程乃彬、王侍堯等人為首的江西學派，再利用地理相連的緣故。將收復的兩湖等地計程車子拉入到江西學派，使其勢力大增，學術勢力主要集中在江西大學、武昌大學、湖北大學和湖南大學。雖然現在還不能與江南學派分庭抗爭，但是再經過十幾二十年的發展，隨著新一代士子成長起來，江西學派的實力將足以與江南學派抗衡。在另一方面，劉浩然利用自己故鄉和淮西集團的地利優勢，開始扶植安徽為主的太平學派，這個學派雖然底子薄，但是強在靠山硬扎，加上大明一大半的“重工業”和“軍工業”集中在安徽太平、銅陵一帶，加以時日，足以扶植出一斤，可以與江南學派抗衡的新學派，勢力主要集中在安徽大學、合肥大學、格物院、弘文院和諸多專科大學、專學和研究所。
而在江南學派內部，劉浩然也著手；江南學派現在以淅西、蘇南計程車子為核心，劉浩然就”汰植溫州一帶頗有基礎的永嘉學派，這個學派以功利務實為主，與淅西學派格格不入，而在劉浩然的“推薦”下，淮西集團不少人又與永嘉學派士子連結在一起做生意，現在已經有與太平學派東西呼應之勢，主要勢力集中在淅江大學商學院和弘文院。
但是對於已經成為天下之主的劉浩然來說，這還不夠，從地理佈置來說，這種勢力分佈太傾斜了，有點頭重腳輕的感覺，北方數省，這麼寬的地盤怎麼能沒有自己的勢力體現和政治代言人呢？
因此刻浩然先好好敲打一下北方士子們，讓他們好好轉個彎來，然後再扶植他們在大學和廟堂上爭個一席之地。不過劉浩然清楚，元氣大傷的北方士子必須要經過數十年的努力才可能追上江南士子們，而且還需要劉浩然大力的扶植和投入。畢竟在將來的大明政治格局裡，經濟實力是一項很重要的基礎。江西學派名士眾多，劉浩然又是刻意扶植。為什麼依然不能對抗江南學派。就是因為江西兩湖的經濟基礎比起江淅差得太多了；為什麼劉浩然對與永嘉學派合流的太平學派寄予重望，就是因為除去溫州等地不說，光是安徽太平一帶的工業稅收都快要趕上江淅一帶的商業稅收了。
劉浩然深深知道，隨著大明的工商業發展帶來巨大的財富以及國家的安定，大富商和新權貴們將不可避免地開始土地大兼併，因為中國上千年土地是最大財富的思想還在影響著人們的思維。為了抑制土地兼併。劉浩然準備在將來合適的時候改變現在的田地賦稅以產出為主的情況，改為田地賦稅固定制度。
劉浩然知道土地兼併的危害性，哪朝哪代最後不是因為土地兼併，大量百姓們失去土地，使得地方豪強世族實力大增，而中央政權威勢大減。加上遇上天災*，一點火星子便釀成了改朝換代的大亂子。劉浩然不會去執行“打土豪分田地”這種不適宜的抑制土地兼併的政策，作為穿越者他當然知道用經濟扛杆去抑制土地兼併。而田地賦稅固定就是一種方法。
你擁有的田地越多，就意味著你交的稅越多，因為將來新的田地賦稅是呈幾何增長，普通百姓擁有的養家餬口的田地不需要繳納太多的賦稅，但是超過一定限度的田地數量，就要繳納更多的賦稅，迫使你不再擁有太多的田地，從而將錢財投入到工商再發展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