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左堤強則右堤傷，左右俱強則下方傷，宜任水勢所之，使人隨高而處，公家息童塞之費，百姓無陷溺之患。”換句話說，就是不要堤防，任由洪水氾濫。這樣大家你好我也好。
宋太祖趙匡胤面對嚴重的黃河水患也曾下詔書：“夏後治水，但對言導河至海隨山淡川，未聞力制端流。廣營高岸。自戰國專利。埋塞故道，以小妨大，以私害公，九河之制遂駐，歷代之患弗餌。”他在盛讚大禹治水的同時，對堤防這一治黃措施多加駁斥，好像黃河氾濫就是因為採用了堤防堵制而沒有采用疏導的治水方式。
宋神宗則說得更妙。“河決不過一席之地，或東或西。若利害無所較，聽其所趨如何？水性趨下，以道治水，則無違其性可也。如能順其所向，徙城邑以避之，復有何患？大有黃老順其自然，不為而治的味道。
所以西漢賈讓提出了治河三策，上策改道，中策分流，下策才是堤防。他的這種思想在南京水利營造方面頗有影響，不少這方面的專家提出拓寬大清河、黃河、淮河，用河渠把它們連起來，讓黃河下游分三支入海，減少中下游決口氾濫的可能性。
想著這些紛爭不休的治河策略，劉浩然心裡亂如麻，在這個時候他恨不得自己是學水利出身的。不過有一點劉浩然是知道的，黃河氾濫主要是由於它河水中含沙極多，到了河南一帶，河水變緩，泥沙慢慢沉澱，所以造成河床越來越高，最後變成了懸河，河汛一至，稍不小心便是大水氾濫。
所以說治理黃河的關鍵在泥沙，下游耍想辦法儘可能地把泥沙排走，而且還要設定洩洪區以防萬一。最重要的是上游必須防止水土流失，儘可能地防止各支流從黃土高原把泥沙帶入黃河。
“要多種樹呀！”劉浩然嘴裡喃喃地念道，但是他心裡有幾絲猶豫，徘徊許久，終於有了點定計。
來到長安，陝西布政使郭景祥帶著陝西省布政司、長安府等大小官員早就等候多時了。
根據這裡的初步統計，劉浩然知道陝西目前統計出一百三十四萬餘人口，估計全省人口大約是兩百萬出頭。
另外一系列的農耕工作也在有條不紊地進行著，抽調到北方數省的大小官員都是經過挑選的，都算是是能吏，而且又多在江南任職多年。操持這些事情非常得心應手，讓劉浩然大是放心。
所以劉浩然重點放在兩件事上，第一件事是如何在陝西和暫時由陝西代管的甘肅部分地區進行封山造林，最大可能減少水土流失，這可是件功在千古的大事。
他與郭景祥等人連開了十幾天會議。首先花了一番力氣向這些“古人”講清楚了水土流失是怎麼一回事。又有怎麼樣的危害。在這些臣子們終於搞清楚了水土流失的危害性後，劉浩然對陝西省的政策進行調整。首先，河道堤防的後面進行植樹造林，不管大小河道，堤防上面不能植樹，只能鋪草，後面的空地卻要大肆種樹。陝西全境全部進行封山造林，對於百姓們日常必需的柴禾和木材，劉浩然要求進行枝末擷取和輪伐，也就是柴禾只能取不影響樹木生長的枝末，並大量推廣麥種等其它作物的使用，木材則進行輪期砍伐，儘可能控制數量和不影響樹木
林。
對於陝西乃至甘肅地區，劉浩然給予的農耕政策是不鼓勵開荒，鼓勵百姓們在荒地荒山上多加植樹。然後允許有計劃的砍伐成才樹木，加以販賣，誰種植誰收益。不過收益時間可能會能漫長，這需要官府有決心加以控制，並加以錢糧上的補貼。
陝北、甘肅東部包括河套、寧夏的區則放棄農耕恢復計劃”改為受控制的定居放牧，並在這些地區的工上多加植樹。在歷史上。寧夏、河套、甘東以及祁連山地區都是草原連天、綠樹蔥鬱的地方，自從中原王朝對這些地區大加開發。大量移民耕種和本地居民由放牧轉為耕種，使得草原和樹林逐漸消失。變為耕地，最後開始沙化，劉浩然必須阻止這一情況的進一步發展，並將生態環境還原回去。
現在是最好的時機，經過多年的戰亂，陝西等地方的人口銳減，封山造林，退耕還林和棄耕為草都不會影響到現在百姓們對耕地的需求。渭河流域等關中地區的耕地足以養活兩三百萬人口。
對於這個計劃，郭景祥頗有微詞：“陛下，農乃國之根本，陝甘土地肥沃，改耕為牧，退耕還林，恐不利百姓們的生計。”
“郭先生，陝甘地處黃河上游，這裡多開耕地，則樹木草被難活，大雨一下，泥沙則隨洪入河，最後匯至黃河，奔流至河南山東，造成河水氾濫。一旦洪災，河南、山東、安徽、江蘇皆動，損失不可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