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們的國家制度我們不學以外，資本主義生產上的好的技術、好的管理方法，我們是可以學的”。《周恩來經濟文選》第257頁。周恩來認為，一切國家，一切民族，都有長處，也有短處，有優點，也有缺點。我們應該學人家的長處和優點，避免人家的短處和缺點。
黨的八大會議上，周恩來在報告中闡述中外關係時開門見山地說：“為了完成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我們除了調動國內的一切積極因素以外，還必須團結國際上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運用國際上的一切有利條件。”為此，不僅要加強同社會制度相同的國家的協作與交流，而且要“努力發展同那些社會制度不同的國家，特別是同亞非各國的經濟合作、貿易來往、文化和技術的交流”。同上書，第326頁。
半年後，針對香港問題，周恩來說：“我們不是要動員一切可以動員的力量，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嗎？香港應該化為經濟上對我們有用的港口。”香港的積極作用在哪裡？首先，香港發展生產具備很多有利條件：“香港是自由港，原料來得容易，聯絡的範圍很廣，購置裝置可以分期付款，成本低，有市場，技術人才容易訓練出來。”其次，“香港可作為我們同國外進行經濟聯絡的基地，可以透過它吸收外資，爭取外匯。”怎樣才能利用香港的積極作用，歸結到一點就是實行不同於內地的政策。他說：“香港的主權總有一天我們是要收回的”，但“香港現在還在英國統治下，是純粹的資本主義市場，不能社會主義化，也不應該社會主義化”。《周恩來經濟文選》第352—354頁。香港要完全按資本主義制度辦事，才能存在和發展，其積極作用也才能為我們所利用。
1956年6月23日，周恩來說：“三大改造取得勝利，生產力又會更大發展，需要我們動員一切力量，一切積極因素，甚至把消極因素化為積極因素，發展生產、建設國家。”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發展生產，建設國家，這不僅是對毛澤東《論十大關係》中心思想的闡釋，而且是進一步的發揮和具體化。
周恩來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發展生產建設國家的思想與毛澤東的力作《論十大關係》有著緊密的聯絡。
其一，周恩來在建國以來特別是“一五”計劃的前幾年所闡述的城鄉（工農）關係、內外關係、工商關係、公私關係、勞資關係、上下關係、黨派關係、民族關係的思想觀點為毛澤東綜論十大關係提供了先行的思想材料。毛澤東在三大改造取得基本勝利，國際局勢有所緩和的形勢下，以蘇聯的經驗為鑑戒，總結中國自己的經驗，吸收包括周恩來提出的處理好方方面面的關係的思想，形成了系統化、理論化的十大關係思想觀點。
其二，毛澤東發表《論十大關係》的講話之後，周恩來迅即在不同的場合、不同的會議上進行了傳達、闡釋和發揮，並致力於貫徹到實際工作中，使之具體化。如：為解決中央和地方的關係，調動地方積極性，1956年5月至8月，周恩來主持召開了全國體制會議，揭開了新中國體制改革的序幕。
其三，周恩來1957年8月在民族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豐富了毛澤東在《論十大關係》中提出的搞好漢族和少數民族關係的思想；周恩來1956年至1957年關於中外關係的講話，特別是1957年4月關於香港問題的講話豐富了毛澤東《論十大關係》中的“中國和外國的關係”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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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國際上的一切有利因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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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調動知識分子的積極性是調動一切積極因素題中應有之義。毛澤東在《論十大關係》中對此未加論列，這不能說不是一個缺陷。周恩來1956年1月在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上所講的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全面論述了關於調動知識分子積極性的問題。這對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發展生產建設國傢俱有極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對《論十大關係》的內容來說起了十分重要的補缺作用。
*運籌四個現代化
1959年底至1960年初，毛澤東、周恩來提四個現代化時，不再提變農業國為工業國，不再提工業化的目標。這是將富強的戰略目標從工業化轉變為四個現代化的主要標誌。但是，“大躍進”帶來的國民經濟不平衡和嚴重困難，迫使周恩來不得不集中主要力量抓國民經濟調整工作，不得不將調整作為當時的中心任務。這就是此後二、三年，周恩來沒有強調四個現代化戰略目標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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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遺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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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５年１月１３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