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三改造並舉，體現了對生產力與生產關係辯證統一的科學認識。二者既有區別也有聯絡。區別在於：工業化是發展生產力的範疇，三改造是變革生產關係的範疇。聯絡在於：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生產關係反作用於生產力。周恩來貫徹執行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時，堅持“一化”與“三改”並舉，反對孤立地、片面地講某一個方面。１９５３年６月２８日，周恩來致毛澤東並轉高崗的信中，明確反對孤立地提“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口號，“因為這個口號在我們這個過渡時期作為唯一目標來說是不完全的，其中沒有包括農業集體化及利用和改造資本主義工業”。《周恩來書信選集》第４９１頁。同時，周恩來也不贊成二者平分秋色、等量齊觀。周恩來認為工業化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主體，是關鍵。他說：“經濟是基礎，經濟改造是一切改造的基礎，而國家工業化又是實現經濟改造的關鍵。”《周恩來經濟文選》第１５２頁。“我們必須用全力來實現憲法所規定的我們在過渡時期的總任務，而這裡最主要的事情，就是我們人人都要關心提高我們國家的生產力。”同上書，第２０１頁。“如果沒有工業化，農業即使合作化了，也不鞏固。手工業也是如此。”同上書，第２５２頁。
有的研究者認為，“一五”計劃和過渡時期，毛澤東、周恩來關於我國經濟建設戰略目標的提法，開始逐步地由單一的工業化轉為實現工業現代化及至整個國民經濟的現代化。根據之一是：１９５３年６月２８日周恩來指出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這個口號在我們這個過渡時期作為唯一目標來說是不完全的”。但是，這個根據是不能成立的，我們在上面已經分析過，周恩來在這裡強調的是工業化與三改造並舉的問題，並沒有涉及工業化向現代化的目標轉變的問題。根據之二是：１９５４年９月一屆人大一次會議上，毛澤東提出：“在幾個五年計劃之內，將我們現在這樣一個經濟上文化上落後的國家，建設成為一個工業化的具有高度現代文化程度的偉大的國家。”《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１３３頁。周恩來在這次會議上作政府工作報告時指出：“如果我們不建設起強大的現代化的工業、現代化的農業、現代化的交通運輸業和現代化的國防，我們就不能擺脫落後和貧困。”《周恩來經濟文選》第１７６頁。但是，這個根據也是不能成立的。毛澤東的那段話以“工業化”作為“具有高度現代文化程度”的定語，並沒有提出現代化的戰略目標。周恩來的那段話是“四個現代化”的最早提法，但還沒有明確地把四個現代化作為戰略目標，報告中強調的是“要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的現代化的工業國家”。同上書，第２０１頁。另外，周恩來當時所提的“四個現代化”同後來明確作為戰略目標的四個現代化在內容上也有一定的差別。
縱觀“一五”計劃和過渡時期，毛澤東、周恩來雖然提出了現代化的概念，提出了現代化的工業、現代化的農業、現代化的交通運輸業、現代化的國防、現代科學文化等等，但這一時期的現代化或者是從屬於工業化，或者是解釋工業化，或者是工業化的同一語。他們沒有變工業化的戰略目標為四個現代化的戰略目標。１９５４年９月２３日，周恩來提出建設強大的現代化的工業、現代化的農業、現代化的交通運輸業和現代化的國防。同時，他又特別強調集中主要力量發展重工業，建立國家工業化的基礎。他說：“只有依靠重工業，才能保證整個工業的發展，才能保證現代化農業和現代化交通運輸業的發展，才能保證現代化國防力量的發展。”同上書，第１７８頁。１９５７年８月４日，周恩來在民族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把現代化與工業化並提。他說：“經濟改革是各民族必須走的路。走這條路才能工業化、現代化。工業化，現代化了，經濟生活才能富裕，民族才能繁榮，各族人民才能幸福。”同上書，第３７３頁。講話中，他還說：“要富裕就要有工業，一個民族沒有工業不可能富裕起來。因此，我們中國要工業化，沒有工業化，就不可能使生產發展。”同上書，第３６８頁。此時，周恩來雖然不斷使用現代化的概念，但現代化還不是區別於工業化的新目標。毛澤東的認識與周恩來大抵相同。１９５７年２月２７日、３月２日，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和《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兩次提到“建設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社會主義國家”。《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３６６、 ４０４頁。但是，毛澤東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沒有專門論述現代化的目標，他設專題論述的是“中國工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