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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現場會，突出了整體利益，適當照顧了區域性利益；進一步明確了修建三門峽水庫對治理黃河特別對下游五省防洪的重要作用，回答了陝西關於三門峽水庫有沒有必要修建的疑問。同時，採納了大壩洩水孔底檻高程降低２０米的意見，對水庫興建和改建後長期減少庫區淤積和淹沒損失，起了重要作用。
１９５９年１０月１２日至１４日，周恩來第二次上三門峽工地並主持現場會。１２日，他與吳芝圃、衛恆等研究河南、陝西、山西三省水利與運輸問題。１３日，他同與會人員討論了三門峽樞紐１９６０年攔洪發電以後繼續根治黃河的問題。１４日，他同水電部、晉、豫、陝、黃委會、三門峽工程局負責同志談黃河泥沙問題。
１９６１年１０月８日，周恩來第三次上三門峽。他這次和陳毅副總理陪同尼泊爾馬亨德拉國王先視察了三門峽水工機械廠，接著又視察了三門峽水利樞紐，瞭解水庫蓄水運用的情況。三個月前，為解決分瓣水輪機轉子的焊接問題，周恩來兩次同沈鴻、李強、馮仲雲等研究具體辦法，並指示把全國各地具有豐富焊接經驗的老工人和專家集中起來解決這個問題。這天在現場，周恩來仔細觀看了水輪機轉子，並詢問沈鴻焊接會不會出毛病。沈鴻說：“估計不會。”周恩來聽了十分高興。
周恩來每次到三門峽都不顧疲勞，深入現場，掌握實情。他勉勵工程建設者好好學習政治、文化和技術，為工程作出更大的貢獻。他關心水利職工生活，詢問伙食情況。一次，一個小夥子一邊吃著饃，一邊擠到周恩來面前，他隨手掰了一塊放到嘴裡嚐嚐，樂得大家親切地笑了起來。當他得知灌漿工人長期在潮溼的廓道內工作，已有一些人患關節炎時，十分關心，當場指示工程局的領導注意解決這個問題。他回京後不久派來了調查組，又從北京送來醫療裝置、藥品和保暖防潮勞保用品，安排患者到療養院治療、休養，工地上為灌漿工人成立了保健食堂。他就是這樣關懷水利職工，就是這樣深入實際排憂解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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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門峽工程的兩次改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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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門峽水庫１９６０年９月開始蓄水，經過一年半的時間，到１９６２年２月，水庫就淤了１５億噸泥沙。不僅三門峽到潼關的峽谷裡淤了，而且潼關以上，渭河和北洛河的入黃口處，也淤了“攔門沙”。
面對三門峽工程出現的淤積問題，周恩來一方面承擔責任，檢討自己未能將工程辦好；一方面總結、消化歷史上的治黃經驗，借鑑、分析蘇聯水利建設經驗，認真謀劃如何改建。
從１９６２年３月起，三門峽水庫決定由“蓄水攔沙”運用，改為“滯洪排沙”運用。但淤積仍繼續發展，到１９６４年１１月，總計淤了５０億噸，渭河的淤積影響，已到距西安三十多公里的耿鎮附近。當時，陝西省意見很大，水電部和黃委會在解決方案上又有分歧。為統一思想，儘快作出治黃決策，解決三門峽淤積問題，１９６４年１２月５日至１８日，周恩來在北京主持召開了治黃會議。
會上，北京水利水電學院院長汪胡楨認為“節節蓄水，分段攔泥”的辦法是正確的，不同意改建三門峽樞紐，被稱為“不動”派。河南省科委的杜省吾認為“黃河本無事，庸人自擾之”，黃土下瀉乃黃河的必然趨勢，絕非修建水工建築物等人為力量所能改變，主張炸掉大壩，被稱為“炸壩”派。黃委會主任王化雲主張以攔為主，輔之以排，實行“上攔下排”的方針，被稱為“攔泥”派。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主任林一山主張干支流沿程引洪放淤，灌溉農田，以積極態度吃掉黃河水和泥沙，被稱為“放淤”派。周恩來認真聽取大家發言，引導大家互相聽取不同見解，辯證地看問題。
１２月１８日，周恩來作總結講話，提出治理黃河總的戰略方針是“要把黃河治理好，把水土結合起來解決，使水土資源在黃河上中下游都發揮作用，讓黃河成為一條有利於生產的河”。他要求各派都要克服片面性，要從全域性看問題。“不要自己看到一點就要別人一定同意。個人的看法總有不完全的地方，別人就有理由也有必要批評補充。”他認為泥沙淤積是“當前的關鍵問題”，“是燃眉之急，不能等。”“對三門峽水利樞紐工程改建問題，要下決心，要開始動工，不然泥沙問題更不好解決。”他綜採各家之長，決定三門峽大壩左岸增建兩條隧洞，改建四根發電引水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