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還給工作人員。工作人員只好再起草一份。如果起草的演說稿一旦觸動了他的敏感神經，例如社會安全問題，（他的競爭對手曾攻擊他企圖“砍掉”社會安全，從那時起他就開始憎恨這個字眼。）他就會在便籤上就那個問題寫上他的看法，第二天，再同他的工作人員共同擬出具體方案。
一旦內部有爭執時，溫和派撰稿人就會直接與里根對話，而保守派的撰稿人則把自己的方案從後門悄悄地遞給總統。如果里根對兩種方案均表示滿意，他就會將兩者完美地結合在一起。他討厭內部鬥爭，但卻很少被這內容有衝突的稿件搞得左右為難，他早就準備好了自己的講演，而且知道應該怎樣說。他總是很下功夫去寫講稿，而且文筆流暢。肯·卡切吉安曾在１９８１年為里根起草過就職演說。里根採納了肯的建議，並在自己觀點的基礎上修改了講稿。里根是用普通手法寫的，看著那一頁頁的黃色紙張，可以看得出來草稿寫得非常流暢，成稿後幾乎沒怎麼改動。
一旦草稿完成最終修改，里根就會仔細地審閱為講演做好準備。我並不懂他在演說稿標註的符號系統，但是我知道，他通常會在那些特別需要的地方畫上一條橫線，會在需要做停頓的句子末尾畫上兩條線。到了講演的日子，他幾乎已經背下了演說辭，並且知道怎樣把它講得比歌曲還美麗動聽。正如佩吉·努南曼所說：“他是惟一能在戶外放歌的美國詩人！”精心的準備給他帶來了滿意的回報。
＊簡潔明瞭。里根總喜歡提醒我們辦公室人員注意一個故事。一位年青的傳教士在禮拜天來到教堂做第一次佈道，可是他發現教堂的長椅上只坐著一個小夥子。教士問道：“我該怎麼辦呢？”那個小夥子回答說：“我也不知道，我只是一個放牛的。不過，如果我發現我的地裡只有一頭牛時，我還會喂他的。”於是，這位傳教士爬上了講壇開始激昂地佈道，他講啊，講啊，沒完沒了。“現在你覺得怎麼樣？”佈道結束時他再次問那個小夥子。“還是不知道，”小夥子答道：“既使我發現自己的地裡只有一頭牛，我也不會把所有的食物全塞到它的胃裡的！”
里根認為演說持續２０分鐘恰到好處，一個正式的記者招待會上的演說也應該控制在３０分鐘之內，這樣才會使聽眾記得更多，也想更多地去了解。他的就職演說、他在紀念二戰時盟軍歐洲登陸日４０週年典禮上的演說、他對挑戰者號上的全體人員所致的悼詞是他最精彩、令人難忘的演說，他們非常簡短又恰到好處。著名演說家愛德華·埃弗雷特曾在葛底斯堡發表了長達一個多小時措辭優美的講演，人們卻很快就將它遺忘；而林肯在那兒的演說只有十個句子，效果卻大相徑庭。
＊輕快活潑。當他的政府部門負責人喋喋不休地在內閣會議上報告一系列資料和解釋晦澀難懂的論題時，最先打瞌睡的便是里根。莫尼卡事件時，里根總統的前任辦公廳主任肯·杜伯斯坦跟我說：“一提到和總統睡覺這個字眼，我就能想到和里根一起開內閣會議的情景。”
一個優秀的演說不僅要有邏輯的建構，即理念；還要有鼓舞人心的段落，即風骨；還應有節奏感。一個小故事、一件驚奇的事、一串幽默語言都會使聽眾們沉浸其中，備感輕鬆。在人們還沒有意識的時候，它們已經在人的心裡發揮了效力。聽到他那些具有感召力的語言就像不時掉落在內閣會議桌上的軟心豆粒糖，不但緩解了緊張空氣而且在聽眾需要時端上了好吃的糖果。
＊用貼近生活的語言。歷史上，西方的政治演說家都使用傳統的格式化的語言模式。他們選擇狄摩西尼、西塞羅、《聖經》及莎士比亞的語言模式，美國人在其中滲透了自己的方言俗語，使其更加粗擴、豪放。但是１９世紀的演說家諸如克萊、韋伯斯特、卡爾霍恩還有愛德華·埃弗雷特和弗雷德裡克·道格拉斯都借鑑了古典風格，甚至到了電視時代，約翰·Ｆ·肯尼迪靠著西奧多·所倫森的振奮人心的華麗的修辭，令西塞羅不勝驕傲。
作為一名演說家，里根與肯尼迪截然不同。他比較推崇富蘭克林·Ｄ·羅斯福談話式的講演風格，但兩者有一個明顯不同：羅斯福在大型公眾場合，喜歡使用正式語言，他在他的祈禱式的文章中留下了許多令人難忘的話語。也許有朝一日巴特利特（巴特利特，約翰１８２０－１９０５美國出版商和編輯，編撰了常用引語和莎士比亞作品索引。——譯者注）的引語辭典也將引用羅斯福的許多妙語：“我們惟一恐懼的就是恐懼本身。”“這一代美國人與命運之神有個約會。”“我們要成為民主黨的軍工廠。”即使是有保守主義傾向的編輯也認為里根能載入史冊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