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進門就喊：“小李師傅，江青告訴我，作一個燉牛肉燴土豆，讓我來看看你是怎麼用油炸土豆的。”
（1998年5月3日）
兒子：怎麼一見面江青就認識您？
父親：1940年吧，我在勝利食堂。江青一月兩月來吃一頓飯，我給她端碗上桌，點頭之交吧。大家背後指指點點，她就是江青，毛主席的愛人。
兒子：江青愛吃什麼菜呢？
父親：看來那時間她沒有多少錢，每次來只吃兩碗餛飩，要不就喝一碗片兒湯，也夠可憐。
兒子：江青吃餛飩時和不和別人打招呼？
父親：打啥招呼呀，蕭軍蕭三他們來吃飯，昂首挺胸，走進裡面的小屋，掛上門簾，喝酒吃肉，江青坐在桌子旁邊看幾眼，獨自一人走了。
兒子：說說您對江青的印象？
父親：江青吶，咳，拿舊社會來說，她就是一個“油子”。一個人扒到我們那裡去喝什麼餛飩，像她那樣年輕女人，那樣的身份，在整個延安絕無僅有。
兒子：那時，您能想到江青在“文革”中那麼權勢威風嗎？
父親：江青在延安，好像一個小媳婦，說話細聲細語，一笑眼睛嘴巴喜氣洋洋，比王茜、于若木她們幾個漂亮，但沒有葉子龍的小媳婦漂亮。她們各有各的特色，也不太好相比。咳，江青要好好過日子該多好，也不至於被判死刑，最後上吊自殺。
兒子：以後您與江青再也沒有聯絡？
父親：鬧“文化大革命”時，因為站錯了隊我捱整，給江青寫過一封信求她救助，她沒有理睬我。
在棗園相識張恩德
棗園的棗樹一株株擁擠在一起，樹上的紅棗兒像一粒粒大雲豆，與我廚房門前的棗樹無法相比。棗園裡有一位看園子的人，菜地裡的黃瓜豆角南瓜成熟了，他負責採摘，送到大灶小灶廚房。他對我說，棗樹梨樹翹起的老樹皮，每年須用刀剝去，多餘的枝杈用刀砍去，這樣才能長得好梨好棗。但是他只是說說而已，從不動手去幹。
每次採摘了紅棗或鴨梨，看園人就咣咣咣地敲一遍銅鑼，聽見鑼聲，棗園人就知道分水果了，各位首長家的家屬和警衛勤務廚師都聚到一起。棗園後溝社會部的同志聽不見鑼聲，打個電話通知他們過來。大家圍住柳條笸籮，放開肚皮，紅棗鴨梨盡飽吃。剩下的水果再給張聞天、毛主席、陳雲、凱豐等人捎帶回去。
小灶廚房門口有一株棗樹，我常用洗肉的湯水澆灌這株棗樹，秋後，整個棗園，獨獨這棵棗樹長滿鮮紅的大棗子，毛主席他們走過來，也多看一眼，稱讚幾句。有時，江青帶著她的女娃兒想棗子吃，就對孩子說：“求一求李叔叔吧，給我們摘幾顆棗兒。”我揚起燒火棍，棒落些許大棗，江青母女倆咯咯地笑個不停，撿盡地上的紅棗。
看見江青身邊的女娃，我又想念起黃祖炎首長和小長生“小長生也有六歲了，比這個女娃大”我弄完早飯，獨自一人奔寶塔山而去。
我滿頭大汗走回棗園。李滿千問我：“幹啥了，出了這麼多汗？”
我告訴他：“去了一趟寶塔山。”
“哎呀，你去那幹什麼？那個地方現在是‘日本工農學校’都是俘虜的日本兵。”
我恍然大悟：“我說呢，那裡的人一個個楞了呱唧的。”
李滿千警告我：“你以後可不要再去那了，日本人滿腦子武士道精神，兇狠殘暴！”
“跟我說話的那個日本人還很和氣。”
“你不知道，上個月，從山西押送過來兩個日本俘虜。我們中央警衛團去了三個戰士，把山西來的同志替換下來，快走到延安時，過一條小河，這兩個日本俘虜突然動了手，打死了我們兩個戰士，另一個戰士負了重傷。日本俘虜搶了槍，跑上了山。毛主席很生氣，派了一個連的部隊，帶著機關槍日本俘虜寧死不投降，只好把他們打死，為我們的同志報了仇。”
毛主席的哨兵張思德比我大幾歲，是四川老鄉。他時常來小灶幫忙，挑一擔井水，劈一捆木柴。張思德是個好人，工作認真，被派去燒炭，被炭窯活埋了。毛主席參加了他的追悼會，致了悼詞。
在棗園，我和毛主席的汽車司機周西林也是好朋友。周西林經常向我念叨他的“汽車經”，後來，這些“汽車經”對我駕駛吉普幫助很大。
外國醫生馬海德為我治病
1943年秋天，我每天清晨咳嗽，渾身發熱出虛汗。陳新仁發現我身體不適，報告了陳雲。陳雲很著急，來宿舍說：“小李有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