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點理由無需再辨。只須談談“流遠之苦”是否輕於徒刑。
貞觀十四年（640）太宗制：“流罪三等，不限以裡數，量配邊惡之州”。可見流刑雖有流二千里、流二千五百里、流三千里三等，但在執行中並沒有按照里程發遣。在實踐中，唐代將流刑犯相對集中地發遣至一些固定地點。其中以懲戒為目的的流人主要分佈在嶺南、安南、黔中、劍南、越雟、江南等六大地區，以實邊、戍邊為目的的流人則主要分佈在西州、庭州、天德等邊城重鎮。
以其中的嶺南道為例，嶺南道具有兩個特點：
首先，距離遙遠。嶺南最北部的桂州距京城3705裡，最南部的驩州距京城6875裡，遠遠超出了唐律三流所規定的流放里程。考慮當時的交通狀況，帶枷長途跋涉數千裡，其困苦可想而知。
其次，環境惡劣。可以透過唐詩考察一下嶺南在唐人心目中的形象。郎士元《送林宗配雷州》說：“海霧多為瘴，山雷乍作鄰。遙憐北戶月，與子獨相親。”王建《送流人》裡說：“見說長沙去，無親亦共愁。陰雲鬼門夜，寒雨瘴江秋。水國山魈引，蠻鄉洞主留。漸看歸處遠，垂白住炎州。”張均《流合浦嶺外作》說：“瘴江西去火為山，炎徼南窮鬼作關。從此更投人境外，生涯應在有無間。”楊炎《流崖州至鬼門關作》也說：“一去一萬里，千知千不還。崖州何處在，生度鬼門關。”
以上詩人向後人描述的嶺南，是這樣一個地方：瘴癘山魈等惡劣的自然環境，習俗迥異的蠻夷之鄉，地遠天涯、交通困難，使得被流放的官吏本人，以及送行的朋友產生極為強烈的畏懼心理，認為嶺南是御魅之鄉、鬼門之關，此去凶多吉少，有去無歸。
至於詩中屢屢提及的“瘴”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范成大於南宋乾道九年（1174）曾官靜江知府，以其親歷作《桂海虞衡志》，對“瘴”解釋最為妥貼，其雲：“瘴者，山嵐水毒與草莽沴氣鬱勃蒸燻之所為也。”可見，所謂瘴就是大自然的山嵐水毒與草莽沴氣鬱勃蒸騰，形成瘴氣，嚴重危害人類身體。《簡明中醫病名辭典》裡解釋瘴氣為：“又稱瘴毒，瘴癘，指因感受南方山林間溼熱瘴毒之氣所致的一種溫病，相當於現代醫學的惡性瘧疾等疾患。”
此時的瘴，在流人眼裡是極為可怕的。蘇軾南遷，北歸過大庾嶺，題詩壁上：“問翁大庾嶺頭住，曾見南遷幾個回？”可見被流放的官吏往往難以生還。這雖然是宋朝的情形，但唐朝時估計也大抵如此。太宗派遣盧祖尚出任交州都督，盧祖尚先允又悔，原因是什麼？他說：“嶺南瘴癘，皆日飲酒，臣不便酒，去無還理。”
該學者認為唐代流刑“懲治的力度‘由古人對鄉土的依戀為保障’，隨著社會的進步，人口流動的頻繁，人們對鄉土的依戀在減弱”也只是一種主觀推論，並無實據。只要注意到前面唐人的詩文，就可以得知：唐代正是藉助流放地點惡劣的自然、人文環境和漫長而艱難的流放旅程，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流刑的懲治力度。這種“流遠之苦”，顯然超出徒刑。唐代的流刑就是透過流放地點的就遠、就惡，達到了懲治目的。
同時，流刑用於懲治性質嚴重的各種犯罪，而並非僅側重於政治…鬥爭。長流與流刑的打擊目標一致，並非侷限於反逆緣坐這一種情形。流刑與其在唐律中減死一等的地位是相符的，並非名重實輕。
具體到眼前這位王博士，似乎又有所不同，他倒意外地沒有流放嶺南、黔桂，反而往北流放去雲中了。然而這並不代表他的情況就有多麼值得慶幸，因為雲中乃是邊地，流放雲中肯定就是戍邊。目前雲中防禦使赫連鐸整日介跟李克用幹仗，而根據“歷史”，李克用再過不了多久就能搞定赫連鐸，到那時候幾場大戰下來，這位醫學博士長於救人而非長於殺人，在那等戰場之上只怕是沒法活命的。
不過不管怎麼說，這人畢竟現在還是大活人一個，這兩個官差又是奉刑部公文辦事，李曜自然不好說不準他們留宿，於是微微一笑：“兩間帳篷，倒也空得出來，只要王博士、二位公人和這二位郎君不嫌棄，在下何惜區區兩頂帳篷？舉手之勞，這夜宿報酬云云，卻不必談。”
李曜這麼一說，兩位官差立即謝過，那王博士本來面無表情，走時倒也對李曜艱難地拱了拱手，道：“有勞李郎君。”
李曜笑了一笑，說道不必，微微猶豫，卻忍不住問道：“某觀王博士氣度清雅，人品高潔，怎的落得這般地步？可是被奸人誣陷？”
那王博士沒料到李曜會突然問他這麼一句，微微頓了頓，嘴唇一動，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