崛起和發展是德軍與其對手相比最大的優勢，是德軍在那個歷史中，長達兩個多世紀來最令人生畏的部分，其存在也是當時近兩個世紀以來軍事史上最出色的參謀機構之一。
至於為何李曜如此有信心一開始就直接踏入“毛奇時代”的總參謀部，而不是古斯塔夫二世時的“軍需總監部”或者再往後一些時期，那是因為這個時期所做的事情，李曜在自己出任河東軍械監掌監之時，就已經基本完成。＇注：附文說普魯士…德意志第二帝國時期“毛奇時代”的總參謀部。＇
作為一個經歷過改革開放的人，在李曜的觀念中，制度改革的效果，比出現任何天才，對社會的作用更加巨大，縱然後世在改革開放中，也出現了許多陰暗面讓人痛惜甚至痛恨，但卻不能以偏概全地否認其取得的豐碩成果。
如果說《新儒論》、“各業並舉”等改革，是李曜為改變國人思維所小心翼翼踏出的第一步，那麼接下來軍事改革中的總參謀部制度，就是將改革暗中深化的第二步。
他在此前曾仔細思考了當初中日兩國同時學習歐洲，卻一個失敗、一個成功的案例，試圖為自己將要獨攬大局進行的改革找到一些指引。
日本明治維新的思想家和倡導者福澤諭吉於1882年創辦《時事新報》（現《產經新聞》的前身），代表作品有《西洋情況》、《世界國盡》、《勸學篇》、《文明論之概要》、《脫亞論》，是日本〃脫亞入歐〃論的始作俑者，自稱是明治政府的〃師傅〃。而我們中國在近代的思想家中真還無出福澤諭吉之右者，這是我們的遺憾。19世紀中、日兩國試圖透過西學達到國富民強的目的，但西學結果卻截然不同。
洋務派的張之洞和福澤諭吉都寫過《勸學篇》。透過比較，可以看到張之洞主張從技術層面西學，“洋為中學，西體中用”，而福澤諭吉主張從制度和文化層面西學。而兩國政府根據這兩種不同的西學之路施行政策，是兩國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人人獨立，國家就能獨立”與“人人與國為體”，分別是福澤諭吉和張之洞國民觀思想的要旨，差異可見一斑！
上個世紀對中國政府，中國文明和文化的批判，讓當時的中國人感到巨大侮辱，當時中國轟轟烈烈的批判此書：《脫亞論》，但這本書使得日本天皇和當時日本政府清醒的認識到中華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差距，決心以西方現代國家為榜樣，開始了明治維新。向世界各個強國如英國、普魯士、法國、俄羅斯、奧地利乃至整個歐洲大陸、美國等都派遣了大量政府考察團和留學生學習西方先進文化和制度，政府考察團的考察範圍涵蓋所有方面，從英國最後到俄羅斯，橫框歐洲大陸長達數年。最後確定了以普魯士為學習物件，國家體制也改成和普魯士一樣的君主立憲制！
如果認為福澤的文明論是一種全盤的世界主義的觀念，也是一種誤解。事實上，福澤本質上是一個深切關注日本民族獨立和富強的民族主義者，但是他的關注方式和中國民族主義者的關注有很大的不同。
福澤首先從理智上認為先進文明徵服落後文明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這顯然違背中國人通常的道德觀）並且完全承認日本自身的相對落後性。這樣，他對於日本被西方控制的事實並沒有太強烈的屈辱情緒，也不認為排外是解決民族獨立問題的方式。福澤關注的是，如何調動日本國內的積極然而非暴力的力量來爭取獨立，例如，宗教或許可以成為一種凝聚力量；政府如果鼓勵工商業發展，國內就可以實現富強。福澤高度評價商業和貿易的價值，指出商貿是與人類智慧相聯絡的，貿易是一種公平的交換關係，而戰爭是延伸一個獨立政府權力的手段。在這一點上，福澤不再僅僅抽象談論文明發展規律，而是深入具體地探討了日本在現代國際經濟關係中的位置問題。他指出，西方國家的財富來源於大規模機器生產和商品出口，殖民活動和海外投資，而日本必須面對現實，加入到與西方國家爭奪利潤的角逐中。福澤對國家間的競爭有著清醒的認識，他指出，在國際關係中每個國家維護自己的私利是無法消除的，日本也必須在國際交往中堅持自己的利益。福澤堅決反對不負責任的排外思潮和行為。他認為，日本的目標是實現國家獨立，但實現國家獨立的唯一途徑就是全民族達到現代文明。由此，福澤喻吉將日本的民族獨立和人類文明進步的普世價值結合在一起，指明瞭日本既要獨立又要走向現代的方向，並且指明二者是不可分隔的整體。福澤喻吉沒有象後來的中國知識分子一樣，把啟蒙（追求文明）和救亡（民族戰爭）人為地分割開來，並最終以“救亡”為名犧牲了對民主人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