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得以充分的體現。換句話講，當時的中國軍隊還不具備“參謀部指揮”的歷史條件。
但是到了1979年對越自衛反擊戰時，情況就發生了根本的變化。那時，中國剛剛經歷十年動亂，軍隊戰鬥力遭到嚴重削弱，以毛先生為代表的新中國第一代軍事指揮員也大多離開了指揮領導崗位，雖然指揮對越自衛反擊戰的首長也是身經百戰，經驗豐富的沙場老將，但畢竟幾十年久疏戰陣，又由於體力和精力的下降，也不可能再親臨前線，掌握戰場真實情況，所以“鐵腕指揮”遇到了困難。
然而此時的參謀機構在十年動亂期間，早已變成高幹子弟的休養所和晉升中轉站，魚龍混雜，素質低下，根本不可能履行正常的參謀職能，在首長無法作出正確決策時，不能適時承擔起軍事指揮的責任，也缺乏這種相應的激勵機制。於是最終導致了中國軍隊在開戰初期的慘重傷亡。試想一下，如果當時中國軍隊已經建立起職能完備的、科學高效的參謀部指揮體制，就肯定不會出現這種情況，致少也可以把損失減少到最低限度。血的教訓，殷鑑不遠。
一個相反的例子，則是1898年9月18日，赫爾姆特·馮·毛奇出任德國陸軍總參謀長，在接任總參謀長的職務之後，毛奇對總參謀部的組織機構進行了許多具有重大意義的改革，使德軍總參謀部成為一種真正意義上的現代軍隊的先進指揮管理體制。為德國贏得統一戰爭奠定了至關重要的軍事基礎。自1815年以來，德國有近半個世紀沒有打過大仗，從上層高階指揮員到基層普通士兵都普遍缺乏近現代戰爭經驗（對比中國在對越自衛反擊戰前的情況，有很大的相似之處）。但德軍卻依靠科學高效的總參謀部運作機制，最終贏得了戰爭勝利。德軍總參謀部對統一戰爭的程序起了決定性作用，這一時期也是以毛奇為代表的普魯士/德國軍官團將總參謀部推向了歷史上最輝煌的階段。＇無風注：此事前文有述。＇
二次大戰前期，德軍發明了“閃電戰”這一先進作戰樣式，但這種作戰樣式，從未在戰爭中實踐過，效果究竟如何，能不能順利實施，都存在巨大的風險。德軍總參謀部從策劃、組織、訓練，到最後實施都進行了大量科學而周密地運作，終於把“閃電戰”這一最初只是頭腦中的一個閃念，徹底轉變成了一個實實在在的，可以運用自如的戰爭進攻利器。二戰前期的德軍同樣也有二十幾年沒有打過仗，參加過一戰的有經驗的軍官和老兵大多已告老還鄉。開戰初期，因為缺乏經驗而造成的不必要傷亡也屢見不鮮。就連古德里安這樣大名鼎鼎的“裝甲兵之父”的坐車，也因為司機聽到炮聲後的慌亂，翻進了溝裡。可見二戰前期的德軍並非是後人想像中的驍勇善戰，不可一世。
但是為什麼這樣一支軍隊卻能取得摧腐拉朽般的輝煌勝利呢？這其中最大的奧秘，就是德軍嚴謹高效的總參謀部體制，這種體制能夠最大限度地保證所有的作戰行動和計劃都能向科學性，合理性靠攏，能夠最大限度地將未知風險降至最低，而將效能發揮到最大。這種體制能夠在區域性出現問題的時候，透過有條不紊的宏觀排程，而在整體上仍能保持對敵的戰略優勢。
從這些例子可以看出，德軍的總參謀部體制對於那些長時間沒有進行戰爭，缺乏現代作戰經驗的軍隊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啟示。一支作戰經驗缺乏的軍隊要想在未來戰爭中取勝，就必須用制度和科學來武裝自己。李曜一直是著眼於未來的人，隨著地位的攀升，他現在很有信心“中興大唐”，問題是中興之後的大唐該往什麼方向走去。如果今後又有長時間沒有戰爭的國情出現，一旦戰爭來臨，會怎樣？這就是總參謀部設立的意義之一。
其實在後世的時候，也有人認為18世紀的東西，不可能適用當時的現代軍隊。馬克思辨證唯物主義認為，一切事物都是在螺旋式地上升。縱觀人類軍事發展史，歷史上所有軍隊的指揮模式其實就是在“鐵腕指揮”（統帥決策型）與“參謀部指揮”（軍官團決策型）這兩者之間相互轉換。其發展的鏈條是：鐵腕指揮（亞利山大、漢尼拔）——參謀指揮（總參謀部制度）——鐵腕指揮（首長負責制）——參謀指揮（資訊化總參謀部）。
李曜覺得，在看兩個不同歷史時期的“參謀部指揮”模式時，絕不能認為只是簡單的重複。而應該是一種更高階階段的發展和再生。但是這前後二者之間，最基本的實質是一樣的，原理也是一樣的。只不過是實現的外延和形式發生了適應當時歷史條件的變化而已。這就是他為什麼認為18世紀的德軍總參謀部體制依然值得現代歷史條件下的中國所借鑑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