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地區連年水旱，這一解釋有效地解決了武裝暴動的區域問題（有暴民之地必有災）和規模問題（有災之地皆絕收）。有災沒災，只有老天爺知道，但他開不了口、喊不了冤，最終的結論是——天意！國運如此！
多麼完美的邏輯！
邏輯很完美，但起義軍不認這個賬！王仙芝等人的說法是“吏貪沓，賦重，賞罰不平”，李曜高中在課堂上就偷看了幾遍的《資治通鑑》更一語道破天機：“自懿宗以來，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賦斂愈急。”
老百姓餓肚子以至造反，根源就在於——稅賦太重！
晚唐的稅賦有兩個特點：稅種多、折價低。
“稅種多”容易理解，亂七八糟都是稅。
比如說國稅方面，唐德宗時期曾經進行過改革，將諸多稅種合併，推行“兩稅制”，即一年只按規定標準徵收兩次，減輕百姓負擔（無風注：本書前文曾論及，此處不再詳述）。想法很好，但朝廷不能喝西北風，實際執行下去之後，變成了在原稅種基礎上新增兩次計稅，“減法”成了“加法”。
地稅方面就更離譜了。從唐憲宗時期開始，地方官員的“進獻”成了中央財政的重要組成部分。羊毛出在羊身上，這些“進獻”當然得由百姓承擔，而且地方官員攀比成風，地方稅賦逐年增加。（無風注：此事本書前文也曾論及，此處亦不再詳述。）
即便如此，朝廷的錢還是不夠花。唐宣宗時期，每年的中央財政收入是922萬緡左右，在沒有大規模戰事的情況下，實際支出是1200多萬緡，赤字達300多萬緡。
稅種已經多得很離譜了，但錢還是不夠用，怎麼辦？朝廷又想到一個辦法：徵“未來稅”。——今年徵稅，連後面幾年的一起徵。當然，這並不是說未來幾年就不用再徵稅了，而是照此類推，往後面的年份徵收。——就算收到千年之後也不打緊，反正先收了再說。
除了挖空心思的加稅，官府還在“折價”方面竭盡全力地收刮百姓。
官方賦稅是以貨幣計算的，但往往要求農民直接上繳糧食，這中間就存在一個“折價”的問題。
糧食的折價會比市場價低得多。假設糧食的市場比價是1：3，而賦稅比價是1：2。那麼，以現代貨幣單位衡量的話：農民的一千斤糧食，賣到市場上值3000元，交稅就只值2000元，1000元的差價就成了無形中的“附加稅”。
如果發生通貨膨脹，又是什麼情況呢？假設每戶農民應徵稅賦是6000元，正常折價為3000斤糧食，在通貨膨脹的情況下，6000元可能折價為2000斤糧食。土地的產出不會因通貨膨脹而降低，農民實際上多留下了1000斤糧食。在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條件下，農民顯然是獲利的。
但在通貨緊縮的情況下，農民就慘了。6000元的稅賦可能折價為5000斤糧食，土地產出也不會因為通貨緊縮而增加，農民要比平常年份少吃2000斤糧食。
天地之間有桿秤，那挨秤砣的是老百姓！
由於當權者常年窮奢極欲、腐敗透頂、頻繁用兵，又加上天災助陣，唐懿宗時期通貨緊縮極其嚴重，農民的負擔日益加劇，根本就活不下去。
在“多稅種”、“低折價”的雙重壓榨下，農民辛辛苦苦忙活一年，不但口糧無法保證，還欠下官府一屁股的債。
官府不顧百姓的死活，百姓便自謀出路。當然，第一選擇還不是風險極高的造反運動，而是鑽徵稅制度的空子。
晚唐的徵稅制度如此喪心病狂，還有什麼空子可鑽呢？這個還真有！
按官府規定，稅賦只針對土地所有者徵收，而且地主的稅賦遠遠低於農民的稅賦。
當稅賦已經超出土地產出的承受能力時，農民便會自動放棄土地，改為向地主租種土地，成為佃戶。由於地主承擔的稅賦極低，因此租金遠低於原先的稅賦，農民樂此不疲。
很多農民成了佃戶，稅收少了一大截，朝廷虧空加劇，又開始琢磨“新政策”。
為了保持稅賦穩定，打擊“佃戶浪潮”，朝廷打出了一套“組合拳”。首先，增加地主的賦稅比例，實際上提高了佃戶租金。其次，實行最無恥的“攤派”政策。
所謂“攤派”，一般以村為單位。還是按現代貨幣單位來解釋：比如某個村子有100戶人家，往年正常稅賦是60萬元，由於今年有50戶成了佃戶，實際能徵收的稅額只有30萬元。朝廷當然不能吃虧，便將減少的30萬攤派到剩餘的50戶。具體怎麼分，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