廷為敵又侵擾藩鎮，唐廷為了維護其統治權必然會組織藩鎮將其剿滅，而藩鎮為了維護領土安全或獲得嘉獎也會響應唐廷的號召。因此，在唐廷、藩鎮調整好內部、外部矛盾後，唐廷一紙詔令，諸藩聯兵進討，黃巢、秦宗權勢力便會陷入被動局面，最終敗亡。
朱溫的政治策略與這兩支軍事集團不同。朱溫的策略，在李曜看來有兩部分，對唐廷的策略、對藩鎮的策略。
從朱溫對唐廷的策略來看，朱溫並非絕對忠順於唐廷，但至少自中和三年（公元883年）至天裕元年（公元904年）朱溫表請唐昭宗遷都洛陽（欲取唐而代之），這段時間裡朱溫在表面上是忠順於唐廷的。而“忠順”於唐廷則使朱溫獲得了極大的政治聲望。在平定黃巢、秦宗權勢力的過程中，朱溫率領的宣武軍始終與唐廷各路兵馬合作討敵，並且表現出色，不斷得到唐廷的嘉獎。從中和四年（公元884年）九月起，朱溫先後被封為沛郡侯、沛郡王、吳興郡王、兼領淮南節度使及東南面招討使、任蔡州四面行營都統、檢校侍中贈食邑三千戶、至龍紀元年（公元899年）平定秦宗權，被封為東平郡王加檢校太尉兼中書令，為其勢力的發展、壯大積攢了政治聲望，光化三年（公元900年）開始參與唐廷內部權力鬥爭，支援宰相崔胤，誅殺劉季述，第一次解救昭宗復辟，被封為東平王，天覆三年（公元903年）朱溫率軍圍鳳翔，解救昭宗，護駕返回長安，被任命為宣武等軍節度使、諸道兵馬副元帥，進爵為梁王，並加賜號“迴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至此朱溫的政治聲望己達到頂點。政治聲望的不斷提升，保障了朱溫的順利發展。朱溫率領宣武軍在協助唐廷討伐叛逆的過程中屢獲嘉獎，以功臣、良將的面目示人，即可藉此聲望使其勢力不斷擴張，避免了唐廷一紙詔令被諸藩圍剿的情況。
此外，這種政治聲望方面的優勢，便於朱溫吸納人才。如劉康乂本以農桑為業，郭言少以力稿養親，二人皆被黃巢軍所執後又追隨朱溫。這兩人均是普通本分的農民，因被黃巢軍虜獲被動加入“起義”的隊伍。此後二人入宣武反映了其對朱溫尊奉唐廷這一政治態度的認可。因在亂世中被反唐廷的起義軍裹挾為“盜”的農民，轉而投奔“忠順”唐廷的朱溫，即可獲得名正言順的肯定，而不被稱為“賊”、“匪”。此外，一些投奔朱溫計程車人，對於參加農民起義並不感興趣，而對於朱溫則心嚮往之。
譬如正在與自己鬥智的這位敬翔敬尚書，《舊五代史》記：“翔好讀書，尤長刀筆，應用敏捷。乾符中，舉進士不第。及黃巢陷長安，乃東出關。時太祖初鎮大梁，有觀察支使王發者，翔里人也，翔往依焉，發以故人遇之，然無由薦達。翔久之計窘，乃與人為箋刺，往往有警句，傳於軍中。太祖比不知書，章檄喜淺近語，聞翔所作，愛之，謂發曰：‘知公鄉人有才，可與俱來。’及見，應對稱旨，即補右職，每令從軍。”當時黃巢軍攻陷長安，正是威望最盛之時，然而敬翔卻並未投奔黃巢軍，而是憑藉王發的舉薦成為朱溫靡下的幕僚。這種選擇反映了敬翔更願意投奔尊奉唐廷的地方勢力，而不願在與唐廷為敵的亂軍中任職。
總之，朱溫“忠順”於唐廷積累了政治聲望，保障了他的順利發展，避免了在唐廷詔令下被諸藩圍剿的情況。而這種政治聲望的積累也便於朱溫吸納人才，一些不願被斥為叛逆者的有才之士願意加入朱溫，即是朱溫“忠順”於唐廷所獲得的政治優勢所在。
而從朱溫對藩鎮的策略來看，朱溫善於處理與周邊藩鎮之間的關係，朱溫麾下的黃巢舊部張歸弁、郭言在處理外交事務中表現出色，即表明朱溫的某些將領在處理與藩鎮之間的關係方面有一定的經驗。而朱溫對周邊藩鎮的策略即為：利用藩鎮之間的矛盾，聯合、拉攏一方打擊另一方，削弱對手實力，增強自身實力。這不是李曜空口說白話，是有幾個典型事例的。
所以說朱溫所採取的政治策略與黃巢、秦宗權勢力不同。黃、秦與唐廷、藩鎮為敵，使自身陷入不利局面。朱溫一方面“忠順”於唐廷，避免了在唐廷詔令下被諸藩圍剿的局面，又便於吸納人才。另一方面朱溫善於處理藩鎮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透過拉攏一方打擊另一方的策略戰勝對手，使自身實力漸趨強大。李曜忽然想到，這種潛龍在淵時的忍耐手段，正是和之前貫休老和尚跟自己所說那番話一個意思，朱溫有這等手段，也是黃巢、秦宗權兩大勢力所不及之處。莫非先前貫休和尚說這番話之時，也包含了什麼別的意思？
李曜搖搖頭，他不願意太過神神道道，沒準人家只是講經說法之時，一時談得興起，並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