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權重，乃是王家那一輩裡的領袖人物，但此人能力其實的確不算上乘，出了不少被後人笑話的笑話。但此時王鐸已然故去，敬翔仍拿他來說事，未免有些不應該。”
敬翔此時說的“當年王相公以宰輔之尊，充諸道行營都統”，乃是發生在黃巢之亂最為緊要的關頭，中和二年左右的一件事。
那時候的諸道行營都統其實就相當於民國當年的剿匪總司令，本來在王鐸之前，有兩位剿匪總司令，一個是鄭畋，一個是高駢。到了中和二年之時，鄭畋已經被免職，而高駢率領大軍在揚州遲遲不動，佔著茅坑不那啥，根本指望不上，進剿黃巢的各路藩鎮軍隊因而變成了一盤散沙，各打各的小算盤，與齊軍的交戰敗多勝少。顯然，如果不重建一個司令部負責協調指揮各路唐軍，那麼要改變當前的僵局，是不大容易的。
已經逃到成都，官復原職的老宰相王鐸這時候可能是受到老同事鄭畋建功的激勵，也多次“噫嗚流涕”地向皇帝李儇上表：自己願意擔當這個艱鉅的重任，為國解難，為陛下分憂！
雖說王鐸上次擔任總司令的表現並不讓人滿意，但李儇環顧了一下自己身邊，發現一時之間好像也沒有更像樣、更有權威的人物了。
於是，中和二年（公元882年）正月初八，朝廷正式下詔，加授王鐸中書令，充任諸道行營都都統，同時免去高駢的都統之職。二十八日，在王鐸建議下，朝廷又丟擲了一大堆官帽子，大部份送給正在與齊軍作戰的各路藩鎮節帥，以換取他們勤王的忠心：任命忠武節度使周岌、河中節度使王重榮為都都統左右司馬，以河陽節度使諸葛爽、宣武節度使康實為左右先鋒使，感化節度使時溥為催遣綱運租賦防遏使，以右神策軍觀軍容使西門思恭為諸道行營都都監使，以義武節度使王處存、保大節度使李孝昌（七月後改為東方逵）、定難節度使拓跋思恭分別擔任京師北、東、西三面都統。
客觀上來說，王鐸的這些激勵政策，還是起到了一定成效，至四月間，關中戰場上的各路唐軍由於實現了協調作戰，加上他們總體實力較齊軍有優勢，只要不出亂子，便自然而然地重新奪回了戰略主動權。
王鐸本人率領著從西川、東川、山南西道三鎮抽出來的軍隊進至富平靈感寺，涇原軍到達長安西郊，義武、河中兩鎮的特遣兵團進駐渭北，邠寧、鳳翔兩軍駐守興平，保大、定難兩鎮聯軍再次到達東渭橋，楊復光所率的忠武八都駐紮於武功。這態勢一如一年之前的模樣，唐軍再次從東、西、北三面威脅長安，黃巢偽齊朝廷號令通行之地，只剩長安和同、華二州。
如果從龍尾陂之戰算起，關中地區不間斷的混戰已經持續了一年多時間，從上次長安之戰的經過可以看出，對於普通民眾來說，參戰的不論齊軍還是唐軍，其實通通都是強盜！所以為躲避戰亂，近畿一帶的民眾，只要能逃走的，差不多全部逃進了周圍的高山深谷之間，築起一個個山寨自保。渭河平原上那些曾經孕育了秦漢大帝國的肥沃農田，因為一整年的拋荒，幾乎絕收，於是，關中地區百年未遇的大饑荒，就這樣合情合理地到來了。
長安城中一斗米（大約6公斤）的價錢漲到了三十貫——即三萬文銅錢。（注：本書開篇不久便曾提到，唐代後期的平均米價在每鬥二百文左右，所以這是正常米價的一百五十倍，乃為李唐王朝建立以來的最高紀錄，更糟糕的是，這個紀錄在不久後還會被重新整理！）
據說，隨著糧食越來越少，人肉交易開始在兩軍之間興起，當然這個人肉不是指紅燈區，而是真正的食品批發市場。市場上的主要“貨物”，就是被抓來當肉賣的活人，主要來源有山寨鄉民和長安市民，價錢以人的肥瘦論，傳聞說人肉最多的可以賣到數百貫！從這個價錢來看，人肉還是比較值錢的，價格十分地不便宜，絕大部份平民看來是“消費”不起的，他們的最終結局，仍然只有餓死和被吃兩種。
而相對來說，唐軍則能從關中以外的地區得到一定補給，情況稍好，完全沒有外援的齊軍就慘了，以至於在外界略帶誇張的傳說中，已經到“尚讓廚中食木皮，黃巢機上刲人肉”的程度了。
此時此刻，黃巢與尚讓等大齊朝的決策者們，肯定感受到了越來越嚴重的糧食危機。打破封鎖，奪取餉源地，成為大齊帝國決策層的共識。從緊迫性來說，已經是到了有把握要上，沒有把握毛著膽子也得上的程度！於是他們審視一番，發現在大齊控制區的周邊，最富庶的地方莫過於河中，那麼駐地緊靠河中的同州刺史朱溫，自然而然地就擔當了頭號搶糧重任。
早在中和二年（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