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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劉仁恭父子為遏制契丹犯境，還是頗為用了些心智的。他們對契丹不僅是進行一般的軍事防禦或運用一些常規的戰術及策略，而且還往往使用一些非常規的手段，常常能收到非常之效果，每為後人（特別是宋人）讚賞。這些非常手段之運用尤多見於劉仁恭當政時，也就是對契丹防禦過程的前一階段。
劉仁恭明白，以幽州鎮有限的力量來對付日興之契丹當是十分困難的，因此他聯合與利用了一些可能的力量，尤其是與契丹相敵對的力量。比如劉仁恭與黑車子室韋的聯合、與奚的聯合等等。
當然，李曜雖然覺得劉仁恭父子對契丹的遏制不夠，但畢竟，終劉仁恭父子兩世，幽州既未曾失陷，劉氏亦未曾降服，契丹終不得南下。只是，阿保機那般契丹雄主，為何不能制伏仁恭父子，進佔幽薊，竟坐視其為李存勖所有，此中原因如何？這些原因，能不能在河東底定幽州、遏制契丹之時加以利用？
李曜當時由於很多事情尚未發生，因此不便將此事分析給李克用聽，但他心裡卻是仔細分析，並思索過對策的。
在李曜看來，以耶律阿保機之雄才，之所以沒能滅亡劉仁恭父子，主要有三個原因。
其一，其時契丹諸事草創，內部統治還不鞏固。阿保機代遙輦後，內部權力鬥爭更為激烈。尤其是自911年5月起，刺葛諸弟等三度叛亂，與阿保機爭奪皇位，歷時近三年。阿保機之終不肯出兵救劉守光，恐怕便與當時刺葛諸弟等爆發第三次叛亂有關。叛亂使契丹受到嚴重打擊，“自諸弟構亂，府之名族多催其禍”，阿保機慨嘆：“民間昔有萬馬，今皆徒步，有國以來所未嘗有。”這種損失，自然使契丹沒有餘力顧及幽州的事務。
其二，北方諸部的制約使契丹不敢無所顧忌地大舉南侵。此時的契丹，在西北、西南等方向尚有突厥、室韋、阻卜、吐谷渾、党項等草原部落存在，尤其東北的渤海實力仍然強大，阿保機把著力於解決這些來自後側方的威脅視為要務。如阿保機在即帝位初就於元年（907年）二月徵黑車子室韋，降其八部。秋七月乙酉，其（劉守光）兄平州刺史守奇率其眾數千人來降，命置之平盧城。冬十月乙巳，討黑車子室韋，破之。二年夏五月癸酉，詔撒刺討烏丸、黑車子室韋。冬十月己亥朔，建明王樓、築長城於鎮東海口，遣輕兵取吐渾叛入室韋者。
此時契丹在北方用兵頻繁，故無力大舉進犯幽薊。此次劉守奇之奔契丹，似為求兵以攻守光，然契丹竟令其失望而轉投河東，這也與其時契丹在北方的用兵有關。而渤海國經營已兩百年，國力雄厚，契丹暫還未敢輕易與之為敵，阿保機的征服渤海，更在西征蒙古高原諸部之後。《遼史·太祖下》記：天贊四年（925年）“十二月乙亥，詔曰：‘所謂兩事，一事已畢，惟渤海世仇未雪，豈宜安駐！’乃舉兵親征渤海。皇后、皇太子、大元帥堯骨皆從。”此番阿保機乘西征之勝，乃決心傾力攻渤海，而令他自己都頗為意外的是，這次出兵竟然勢如破竹，末出一月，即攻克忽汗城，滅亡渤海。
其三，契丹欲趁幽州與汴、晉諸強混戰不休之機坐收漁人之利。要說阿保機此人，李曜雖然憂其雄才，但也知道此人素來唯利是視，不顧盟誓。在原先的歷史裡，天褚二年（905年），阿保機曾與李克用約為兄弟，誓復唐室，共擊仁恭，後又因為朱溫勢大，復通好於後梁，可見其唯求自利，全無信義。明代王夫之論阿保機之“變詐兇狡”曰：“克用短長之命，阿保機操之，而東有劉仁恭與為父子，南有朱溫遙相結納，三雄角立，阿保機持左右手之權，以收其壟斷之利，以其狡毒，不難滅同類世好之七部，而何有於沙陀之杯酒？”
正是阿保機要在晉梁燕三雄角立中收漁人之利，故而不急於攻滅劉仁恭，否則其與晉梁之間更無緩衝，實非有利。阿保機於燕地多有干涉，久欲圖之，然晉攻劉守光，阿保機竟不救，其中主要原因，應該不是恨劉守光無信，而多半是因其困於內亂，元氣未復，若與晉爭，實無勝算，故藉口緩圖之。
想明白這幾點，李曜的應對之策就很容易出來了，無非六個字：趁你病，要你命！
但要做到趁他病而能要他命，當務之急就是要先坐穩幽州，若無幽州在手，怎麼起兵北上去擊敗契丹，將其扼殺於搖籃之中，使其無法因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