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敬翔最後寧可選擇耽誤一點時候也不肯直接用自己的手令去調兵，自然是有他的考慮的，朱溫的多疑，恐怕比曹操更甚，若是他敬翔一枚令符便能調動大軍入城，朱溫一定會有想法，這可不是敬翔所欲看見的。
而就在敬翔帶著自己的親信匆匆趕往宣武軍節帥王府時，李曜已經不在汴河碼頭火勢最盛的附近了，他坐在三四里外的一家茶樓內，看著滿茶樓坐不住的茶客們爭先恐後地衝出去遠遠圍觀，不禁在心裡暗歎了一句：“都說中國人天生愛圍觀，果然不是胡說八道。出了什麼事，第一時間圍觀，並看第一個上去的人做得怎麼樣，做得好就贊，做得差就罵，但就是誰也不肯自己先上。”
他忽然轉頭對憨娃兒問道：“他們可曾全然按照我的吩咐去做？我們只是製造混亂，不是為了燒掉什麼物資，也不是針對某個具體的人，我不希望這次大火讓我從逃難者變成劊子手。”
憨娃兒點點頭：“郎君既然有命令，量他們不敢不從。這次大火，火勢必然控制在三個時辰內可以被撲滅的程度，並且基本不會波及那個郎君所說的居民區。”
李曜這才鬆了口氣，他畢竟不是真正這個時代的人，即便從戰略的角度來說，能燒掉整個汴州是對朱溫極大的打擊，可站在一個現代人的社會觀來看，這麼做無疑是一次巨大的社會災難，火燒汴州固然一時爽快，可這汴州城的百姓難道就不是無辜的嗎？讓李曜如黃巢一般對屠戮百姓無動於衷，他做不到。
除此之外還有一點，就是汴州如果真的忽然被毀，那麼長安的李唐朝廷也勢必跟著倒黴，而且是倒大黴，因為如今的朝廷極度依賴運河漕運，一旦汴州這個漕運中心被毀，對如今的朝廷來說，收到的打擊甚至有可能比朱溫還大。
這或許不好理解，需要從晚唐的漕運制度說起。唐朝的運河建設，主要是維修、完善隋朝建立的這一大型運河體系。大運河體系對古中國的影響是巨大的，皮日休曾有《汴河懷古》詩，為隋煬帝開鑿大運河在某種程度上平反：“盡道隋亡為此河，至今千里賴通波。若無水殿龍舟事，共禹論功不較多。”同時，唐廷為了更好地發揮運河的作用，對舊有的漕運制度，還作了重要改革。
隋文帝時穿鑿的廣通渠，原是長安的主要糧道。當隋煬帝將政治中心由長安東移洛陽後，廣通渠失修，逐漸淤廢。唐朝定都長安，起初因為國用比較節省，東糧西運的數量不大，年約幾十萬石，渭水尚可勉強承擔運糧任務。後來，京師用糧不斷增加，嚴重到了因為供不應求，皇帝甚至只好率領百官、軍隊東到洛陽就食的地步。特別是武則天在位期間，幾乎全在洛陽處理政務。於是，有天寶元年（公元742年）重開廣通渠的工程。新水道名叫漕渠，由韋堅主持。當時在咸陽附近的渭水河床上修建興成堰，引渭水為新渠的主要水源。同時，又將源自南山的灃水、滻水也攔入渠中，作為補充水源。漕渠東到潼關西面的永豐倉與渭水會合，長300多里。漕渠的航運能力較大，渠成當年（開元二年），即“漕山東（崤山以東）粟四百萬石”。
將山東粟米漕運入關，還須改善另一水道的航運條件，即解決黃河運道中三門砥柱對糧船的威脅問題。這段河道水勢湍急，溯河西進，一船糧食往往要數百人拉縴；而且暗礁四伏，過往船隻，觸礁失事幾近一半。為了避開這段艱險的航道，差不多與重開長安、渭口間的漕渠同時，陝郡（治所在今三門峽市西舊陝縣）太守李齊物組織力量，在三門山北側的岩石上施工，準備鑿出一條新的航道，以取代舊航道。經過一年左右的努力，雖然鑿出了一條名叫開元新河的水道，但因當地石質堅硬，河床的深度沒有鑿夠，只能在黃河大水時可以通航，平時不起作用。三門險道問題遠未解決。
通濟渠和永濟渠是隋朝興建的兩條最重要的航道。為了發揮這兩條運河的作用，唐朝對它們也作了一些改造和擴充。隋朝的通濟渠，也就是唐朝所稱的汴河。唐廷在汴州東面鑿了一條水道，名叫湛渠，接通了另一水道白馬溝，而白馬溝下通濟水，這樣，便將濟水納入汴河系統，使齊、魯一帶大部分郡縣的租、調，也可循汴水西運。唐廷對永濟渠的改造，主要有兩個工程。一是擴充套件運輸量較大的南段，將渠道加寬到17丈，浚深到24尺，使航道更為通暢。二是在永濟渠兩側鑿了一批新支渠，如清河郡的張甲河，滄州的無棣河等，以深入糧區，充分發揮永濟渠的作用。
對唐廷來說，大運河的主要作用是運輸各地糧帛進京。為了發揮這一功能，唐後期對漕運制度作了一次重大改革。原先在唐前期，南方租調由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