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革命的根本原因。
康有為論述法國１８世紀資產階級革命的歷史，得出一個結論說：“革命之舉，必假借於暴民亂人之力，天下豈有與暴人亂民共事而能完成者乎，終亦必亡，不過舉身家國而同斃耳”
（《法國大革命記》）。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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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３胡繩文集
啟超則從“研究”中國農民革命的歷史，而對“革命主義”感到無限恐懼。他說：革命“必賴多數人”
，而“吾見夫所欲用之以起革命之多數下等社會，其血管內皆含黃巾闖獻之遺傳性也”
（《中國歷史上革命之研究》）。從這樣的觀點出發，梁啟超攻擊資產階級革命派是把“居民中最大多數”的“無恆業無學識之人”煽動起來，“非煽動人民之好亂性，舉現在秩序而一切破壞之，則不能達其欲至之目的”。
資產階級革命派自信能引導“下等社會”
，進行“有秩序之革命”
，因而至少在他們鼓吹革命的時候，不害怕下層群眾力量的發動，而且事實上他們也進行了某些發動，這又是使他們比資產階級立憲派高出一頭的特點。
以上所述兩點表明：和資產階級立憲派不同，資產階級革命派要求中國真正成為一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因而要求革命；他們又不害怕發動下層人民群眾的力量，因而敢於革命。
但是在實踐中，資產階級革命派表現出嚴重的弱點。革命派所代表的中小資產階級，他們的力量是不大的。組成資產階級革命派的多半是出身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以及中小地主階級的知識分子。他們和農民及其他勞動人民的聯絡很少，也沒有能深入到勞動人民的汪洋大海中，進行艱苦的組織教育工作，汲取其力量。他們所能接觸到的，只是大海浪濤激起來的一些浪花，那就是以江湖遊民為主要成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