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並沒有分歧，甚至對合作化的發展要有控制數字這點也沒有分歧。他們的分歧只是合作化發展速度的問題，但這個分歧又確實帶有原則性的意義，表現了兩種指導思想的不同。作者如實地指出鄧子恢同志雖然並不是一點缺點也沒有，但是，把他堅持同意合作化應穩步前進的主張，當做經驗主義、甚至右傾主義的錯誤來批評，是錯誤，是批錯了。
作者又指出，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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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堅持農業合作化的道路是完全正確的。他對鄧子恢同志的批評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但總的說來是錯誤的，這種錯誤的批評確實造成了很不好的影響。一波同志又認為，這次錯誤批評的責任不能歸在毛主席一個人身上。他分析這次錯誤批判的原因，指出兩點教訓。其一，是對我國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艱鉅性、複雜性、長期性認識不足，在指導思想上有些急於求成。其二，是對於黨內不同意見和正常爭論錯上了路線鬥爭之綱。這兩條都不能簡單地說是由於某一個個人的原因。一波同志還指出，建國以後，黨和政府一直感覺到糧食問題的壓力，這時大家又誤信了蘇聯的經驗，以為只要加快合作化程序就能迅速解決我國的糧食、棉花供應問題。
這是當時黨中央許多領導，包括毛主席在內的想法。這種想法現在看來是不完全切合實際的。
在書中隨處都有類似這樣的分析。這種分析是實事求是的，是有說服力的，是能夠發人深省的。
這本書由於對歷史經驗採取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而又進行科學的具體分析，所以這本書沒有迴避一般研究者感覺到是很難以處理、甚至故意繞過去的麻煩問題。本來對於一個馬克思主義歷史研究者來說，越是看起來難於處理的麻煩問題，就越是應該下功夫，而決不能迴避。一波同志在這本書中正是這樣做的。
１９８１年黨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是全黨所承認的。但是，研究者在討論《決議》中已經作了判斷的事情時，並不是只能重複《決議》中的判斷而不能多說一句話。因為那畢竟是概括的判斷，是需要加以充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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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豐富的。一波同志的書，可以說，在各個問題的論述中並未超越《決議》的論斷，但又有許多新意，有許多獨到的見解。這是值得我們學習的。
另一方面，現在也有些人肆意誇大黨的工作中的缺點、錯誤和毛主席的缺點、錯誤，甚至說得一無是處。為了批駁這些錯誤的觀點，我們也必須像一波同志那樣正視有關的問題，而不是迴避問題。
建國以後，黨內的某些意見分歧，特別是毛主席和劉少奇同志在一些問題上的分歧，是一般研究工作者感到難以處理的問題。國內國外都有人注意這些問題，卻並不能對這些問題作出符合實際的論述。國外有些學者研究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和建國以後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寫出了不少著作。
其中有些著重研究毛澤東和劉少奇的分歧。這些研究者，受他們的立場、觀點以及某些成見的限制，又得不到充分的可靠的資料，往往作出猜測性的論斷。他們把這種分歧說成好像是兩條路線的鬥爭，或者是兩個政治派別的鬥爭，甚至是權力、地位的爭奪。這些說法是不符合實際的，因而是錯誤的。
針對這些說法，如果只說一句，這些分歧不過是正常的黨內意見分歧，是不夠的。這樣說固然是對的，但簡單地說一句話不足以服人。
一波同志的書不是迴避，而是詳細地論證了黨內分歧的實際情況及其產生的原因。例如，對新民主主義如何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問題，書中指出，毛主席和其他同志都有個認識發展的過程。在剛進城後一段時間內，少奇同志雖然提出“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的構想，不久後受到毛主席批評，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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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少奇同志和毛主席的看法基本是一致的（書中也指出其間“小有歧異”）。在１９５２年底到１９５３年，隨著形勢的發展，毛主席“審時度勢”提出了過渡時期總路線，改變了他原來關於過渡問題的看法。由於他的新的看法確有根據，少奇同志和其他同志都心悅誠服地接受了。這裡並沒有任何不正常之處。又比如在上述的農業合作化問題上，當時確實在黨的領導人中有過分歧，甚至在合作化發展速度上有兩種指導思想之爭。一波同志的具體分析使人看到，這些分歧雖然曾被說成是路線之爭，但實際上持不同意見的人都是為了要搞好農業合作化這樣一個全新的